三

傍晚，我们三人坐下来吃晚饭，我试着向娜塔莎解释(我一直在因轮廓分明的美丽脸庞和十分家常的俄国名字这两者间的矛盾而感惊讶)，我其实并不完全是个陌生人。其实在俄国时我就拥有这家人送的几件东西，是他们托安娜·阿赫马托娃捎给我的，阿赫马托娃曾于一九六五年来英国接受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几件东西包括：两张唱片(珀塞尔的《狄多和埃涅阿斯》^{[3]，以及理查德·伯顿[4]朗诵的英国诗人作品选集)，一条颜色很像三色旗的某所学院的围巾。阿赫马托娃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一位非常英俊潇洒的英国诗人送的，他的名字叫斯蒂芬·斯彭德，是他托阿赫马托娃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的。}

“没错，”娜塔莎说，“她当时给我们谈了您的许多事情。您当时在监狱，我们非常担心您会挨冻。所以就送了条围巾。”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她起身去开门。我在与温斯坦交谈；更确切地说，我在听他谈话，因为我的英文语法让我很难主动张口。尽管我此时已译了不少英语诗歌(主要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作品，也有一些美国当代诗歌，还有两三部剧作)，但我的谈话能力依然微乎其微。我用“大地的震颤”(trepidation of the ground)来代替“地震”(earthquake)。此外，温斯坦说话语速极快，而且具有真正的、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特色，这也需要我聚精会神。

可是一刹那间，我却完全丧失了注意力。一位身材十分高大的白发男人稍稍弓着腰走进屋来，脸上带着儒雅的、近乎道歉的笑意。在这间显然是他自家餐厅的屋子里，他却表现出一种新客的拘谨，而非主人的自信。“你好，温斯坦！”他说道，然后又问候了我。

我不记得他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我被他的话语之优美惊倒了。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所具的一切高贵、礼貌、优雅和矜持都在一刹那间涌入了这个房间。似乎一件乐器的所有琴弦都在一刹那间被同时拨动。对于我和我这只缺乏训练的耳朵来说，这个效果是富有魔力的。这一效果毫无疑问也部分地源自这件乐器那稍稍弓着的框架：我觉得自己与其说是这音乐的听众，不如说是它的同谋。我打量一下四周，发现无人流露出任何情感。不过，同谋也永远不会流露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