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不搭女，女不理男   （第2/3页）

有时我凝神回忆在其他国家旅行时的一些细节，试图找出某种答案。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真有那样大的不同？或是我，一个敏感的异乡人，自己杜撰出来太多的错觉？在许多国家，我语言不通，谁也不认识，算是彻彻底底孤家寡人了。若要说种族文化的疏离性，岂不比美国更严重百倍？然而我每天出门，看看灰蓝的天空，沉寂的人群，在晨风中抖动的树叶，却感到漫无边际的从容、欢欣、自由自在。

绝大多数的欧洲和亚洲城市，都为闲散遛弯的行人，提供了多多少少参差层叠的细节感和环绕感：怪异的招牌，弯曲的小道，褪色的旧门，巷里的酒香。按中国人的通俗话，这叫“人气”。酸一些的文化人，可以添上“情趣”、“底蕴”、“厚重感”或别的什么形容词。平凡人参与不了帝国兴盛的大事业，只是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而已；所有那些无聊细节，便是生活的见证、家园的记忆。美国的城市，除了两三个特例之外，更像超大停车场和高层写字楼的雄壮汇合，为远程驾车上下班者提供了充足的泊车空间。几个刻意“打造”的生活区，也只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品牌店、礼品店，还有不远处清晰可见的加油站。

并非所有的欧洲城市都是博物馆、咖啡馆、街心花园，特别是那些转型中的斯拉夫东欧地区，横逆与艰辛的历史痕迹处处可见。离开欧洲前，我又去了乌克兰。按照国际媒体的例行描述，那真该算是一个悲惨国家了：橙色革命了又反革命，经济衰退，国家欠债。然而我见到的基辅，多处有细微的改善。走出艳俗单调的市中心，处处可见设计别致的新建筑，山坡上茂密的树丛看不出遭到过明显的破坏。普通居民闲散宁静，谦和友善，尽管他们过得拮据。

除了西北海岸的波特兰市之外，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同十几年前相比，都看不出有明显的改进。不论是纽约、费城，还是芝加哥，看不出有朝向更加丰富、更加优美努力的痕迹。在一些小报和网站上，看到零星的另类言论，比如节能生活、重建社区、反省单纯经济发展主义等。当然，还注意到黑总统热情推介的“改变”。我的童年记忆里，依稀记得“改革”的气氛。1980年的中国，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苏醒，振作，饥渴求知，另辟蹊径。在今日我所见到的美国基层，丝毫感觉不到相似的急迫、动力和对外界未知事物的好奇。在我的小镇上，那些邻居们还是驾着巨型越野车走三个街区去买邮票。只有一次，似乎是退休教授模样的老人和我搭话，问我是不是电脑工程师，楼里可爱的亚裔小孩是不是我的儿子。我说不是，刚从欧洲和亚洲游历回来。他困窘地笑笑，对这个信息未表示出任何兴趣，然后点头走开。

四

真正的美国朋友，与我还保持联系的，越来越少了，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得出来。大卫算一个，他住在旧金山，是国际航班的飞行员。大卫和我很不相同，他是地道的白人，政治观念保守，强烈倾向共和党。以我越来越浓烈的反美态度，如何和他一直做了好朋友呢？这也是生活中偶尔出现的一种温暖而且美好的例外。当然，我注重温和、礼貌，在他面前，不特别强调我的某些观点。但是有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构成我与他之间非神圣联盟的秘密纽带。

从每一个方面来说，大卫都应该算是一个超级好男人。是的，模样比不上男性模特，个子矮了点，戴眼镜，头发掉了不少。但那又怎样？他好运动，好学；爱好小飞机、游艇、各种外语，能说流利的德语，还有不甚流利的俄语、汉语、韩语、日语；收入可观，在旧金山最漂亮的一个小区拥有宽敞的公寓。换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民族，姑娘们还不得排着队申请嫁给他？可是在旧金山，他多半时间一个人打发。他声称对白种美国女孩已没有兴趣，只追亚洲女孩。但我可以看出，问题没那么简单。他40多岁，从未结婚，连偶尔同居的女友也没有，估计也就单身过完这一辈子了。

旧金山是很让我留恋的美国城市。从纯粹地理环境来看，旧金山的美，真的是无与伦比。俊俏的悬崖，呼啸的大海，清寒的薄雾，深红色的大桥，绿树簇拥，依山傍海的小屋子；有些角落，有些时辰，简直如坠入伊甸园，让人巴不得立时死去，好跟这绝世之美融为一体。但也正因如此，一旦堕入某种恶劣的精神状态，格外不容易解脱；因为你很难为之指责周围的任何人；你很难不以为，一定是自己的脑子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因此，以旧金山为据点的各类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其人均总数大约也居世界第一。我刚去不久，就注意到这件事。我认识一位学商的犹太妞，居然花钱同时看两位心理咨询师。后来还结识几位姑娘，也都看过或正在看心理医生。当时我只觉得这事很前卫，颇有意思；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极坏的预兆，它昭示了我人生中一段很不愉快的岁月即将开始。

我对美国的彻底怀疑，从在旧金山那几年开始。当时，我住在美国或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工作也不累，然而心情坏到了极点。弄不清自己要往哪里去，该做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该追求什么样的女孩。那段黑暗岁月中，大卫是我的伙伴。还有一位俄罗斯哥们儿，名叫丹尼斯，是物理学家，长得高大威猛，比我和大卫强十倍。我们三个大男人，不缺胳膊不缺腿，却愣是在旧金山找不到女人。我们每个周末混在一起，看苏联时期的战争片，喝啤酒。丹尼斯发泄他怀念苏维埃的情绪，大卫抒发他怀念老美国、厌恶克林顿的牢骚，我不知该怀念什么，只是莫名的不平和失落感与日俱增。

2000年，丹尼斯忽然诊断出肝癌，于三个月内去世。他走之前，我在医院陪了他不少时间，谈了杂七杂八的话题。此事对我刺激极大，亦极大增强了我唾弃主流美国话语、另外开拓生命之路的决心和信念。

我走之后，大卫还待在旧金山。他不再作太多寻找女友的尝试，把主要精力投在游艇和小飞机上。听说他一度积极参与教会，但也虎头蛇尾，无疾而终。几年之后，我短期回旧金山，携大卫去咖啡店闲坐。我一看，在这春光明媚，本该是最浪漫、最充满爱情的城市里，那群咖啡店里坐着的男男女女连互相瞟一眼、调一下情的劲头都不再有，只是各自板着脸，盯着面前的手提电脑。那是2005年，情况比起五年之前，更是下降了大大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