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桶   

1999年夏天,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靠近36街的湖边上,我和叶欣一道学拳,后来成为朋友。

我们跟随的师傅来自上海,据说是武家太极拳的传人。那拳架绵密紧凑,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动作,但周身贯气旋转,能从身形进退极其细微的意识转变中,体会到撼山之功力。我做事一向虎头蛇尾,最终也没能把这奇妙的拳路真正学通。不过,从此以后,不论生活多苦多乱,我总归记得有一个终极的根基,它的深长与连贯,超越一切观念、一切语言。

叶欣和我一样,是一个苦恼、失败、满肚子无名火的文学青年。他的经历比我丰富:学俄语出身,20世纪80年代被一家公司派去莫斯科,见证了苏维埃联盟最后的两三年。1989年秋天,由于一连串意外、巧合还有机智,叶欣跟在一群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北非人和越南人后面,出现在联邦德国境内的某一所难民营里。后经多方辗转,到了美国。

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湖边的小树林子里摔爬滚打,推闪腾挪,直到筋疲力尽。师兄师弟们各自散去,我们两个意犹未尽,于是在公园里继续转悠,说些过去或现在的事情。

叶欣的困境与我类似。他花了许多年的精力,试图写一部关于自己的长篇小说,结果终于失败。经过数次请求,他让我读了一两个章节。后来我问他:“你经历了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可是,为什么从你写的这几章里,完全读不出来呢?”叶欣听了,当然不大高兴。他说:“我不想写莫斯科的小偷妓女、东柏林的拘留所、难民营里和巴基斯坦人打架、中餐馆里二厨谋杀大厨;没有一种内心的光芒和希望,所有那些破事儿都毫不稀奇、毫无意义。”

叶欣还说,也许自己才华有限,瞎写两笔,不成气候,也就罢了;可是朝北边看,伟大的、永恒的俄罗斯文学,如今到哪儿去了?这两年出来一些新的作者和书,找来翻了一下,看他们的语言、情感、深度,和七八十年代一些好作品相比,倒退不止300年!

显而易见,叶欣是在强词夺理。他怎能用另一个国家的文学衰落,来解释自己写作的失败呢?不过,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敏感部位。我和叶欣的文学交流,每每遇到各自的盲点或可笑之处,总归凭着幽默和大度,大家点到为止。和不少文人作家相比,我们这群练武的弟兄,比较在意自我克制,尽量让自己不招人讨厌。

叶欣的论点固然不合逻辑,但现实确实非常严酷。1990年后,不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国各语种的文学艺术,似乎一下子同时失语,出现了空前的叙事危机。也许有若干零零星星的美好例外,但遮不住、挥不去整体而言夕阳西下、明日黄花的喑哑和凄凉。这种集体性失语,相对于我们这代人所经历和见证的惊人历史变化,显得多么可悲、多么不可原谅。

我很羡慕叶欣有本领阅读当代的俄语小说,当时我还不具备那个能力。谈到东欧作家,我能接触到的,无非是昆德拉、索尔仁尼琴。对我而言,老索无异于荒原上的先知、圣者,我们同代人灵魂的灯塔。他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红轮》,我找来看了几行,实在不忍卒读,只好放下。昆德拉返回他重获自由的祖国,看他回答记者的采访,磨磨叽叽,啰啰唆唆,闪闪烁烁,不知所云。不久前尚且光彩逼人的睿智和锋芒,现在不知去了哪里。

几年后,我开始了自己的旅行生涯。亲眼观摩了叶欣曾向我讲述过的一些场景地点人物,比如莫斯科华人黑帮占据的几栋灰黑龌龊的大楼,乌克兰—匈牙利边境上凶暴如狼的警察,柏林南部的土耳其人街市,巴黎郊外北非阿拉伯人聚居的楼群中被砸破的玻璃窗。从时髦小姑娘、小伙子的茫然眼神里,我察觉到昆德拉或君特·格拉斯已经属于远古的历史,博物馆里防弹玻璃下面发黄的纸片;纵然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他们仍然在世,甚至也还站在什么文学俱乐部里,用沙哑、微弱的声音发表演讲,向着记者和摄影师,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长者,以此声援遥远异国的人权事业。

叶欣本人走出中国的历程,与80年代末席卷欧亚大陆的那场民主大潮直接相关。可是那几年里,从莫斯科的郊外市场到万众欢腾的柏林街头,一直到脱离难民营以后无数家德国中餐馆后边的厨房或简陋宿舍,叶欣接触了无数华人。那些经历,完全动摇了他对于民主曾经炽热的信仰。

好几次他对我说,各国各族都有渣滓,黑白红黄,他都打过交道,从未见过的无赖、狡诈、粗鄙、恶俗、谄媚和凶残。比如,一条优美典雅的林荫道尽头,一座楼房的拐角,楼梯下面的地下室里,十几号人窝在下边,吃方便面,睡地铺,做衣服,做拖鞋,两个月不上楼见阳光,干得死去活来,赚了几百元钱便兴高采烈,还为一点儿小小的权力互相争斗。这种情况不是特例,而是常规。若非亲临其境,无法想象那每日每时的龌龊与惨烈。而一旦经历,对所谓五千年文明、制度设计、公民素质那种空话屁话,不能没有全然不同的体会。

我对叶欣说:“这不就是你的故事吗?从80年代文化热,到莫斯科枪战、东柏林的温州老板黑工厂,再到金门公园上空的蓝天,这正是我们的八卦旋转、乾坤太极。”叶欣说:“我向何处去、祖国向何处去,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写的只能算笔记,完整的、记载一代人心灵历程的小说,还是出不来。”

以后我们慢慢就不再谈文学。叶欣读完硕士,娶了贤良的广东姑娘,生子、入籍,家务渐多。我从太极拳里获得巨大之心理和身体能量,开始计划全球旅行。一开始和叶欣每年互致问候,变化一多,竟失了联系。

当一名翻译,陪同主人或客人进出各种场合,拜见重要人物,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年头一多,变成老翻译了,不论怎样隆重的会见和交谈,都很难产生新奇感。

去年秋天,我又接了一单翻译的活儿,主办大学在波士顿,一座我非常讨厌的城市。过去我跟那所大学从未合作过。

本以为也就是寻常的培训班,接到课程材料以后,草草看了一遍,大约是什么“青年政治领袖交流培训”之类。再看主办方的各位领导名单,大吃一惊。有一位驻京办事处全权代表兼副院长也要陪团前来,姓叶名赛蒙·欣。怎么回事?仅是同名?或者10年不见,现在当了老板?

上网查他的资料,果然开了个人博客。一看头像,准确无误,而且用的是过去的照片:满脸胡子,戴黑框眼镜,颇像一位流亡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