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一

我的爷爷王亚南，字渔村，笔名王真，殁于1969年11月13日。

我没跟爷爷一道长大，他的去世，并未让我多伤心。但是我清晰记得，送爷爷到火车站时人山人海，似乎有人帮助，将担架上的爷爷从窗口塞进水泄不通的车厢。我们一大家人，扛着病重的爷爷，去上海寻医治病。两个月后，却抱着他的骨灰盒回到北京。爷爷在我生日后的一天去世，那年我刚满7岁。那个年代，中国的列车车厢大多漆成绿色。

据说爷爷一度从军，曾是北伐军里的政治教官，不过为时甚短。1927年蒋总司令清党，爷爷便卸了军职。之后辗转流连，穷到极时，住在杭州一个庙里，却在那儿结识一位新朋友。两人长谈数日，兴趣投合，乃相约分头协作，奉献数年，一道翻译了德国人卡尔·马克思的三卷经典《资本论》。

出于复杂的心理纠结，我不爱探究爷爷的生平著述。自小如此，成年之后，干脆漠视以至于忘却。我印象中，他是个戴深度眼镜的老头子，从黑色镜框里，凝视着一排覆盖尘埃的老书架。从小学到初中，我屡遭欺凌乃至于殴打，同学称我为傻瓜、呆子。究竟为何，至今没太搞懂，并无证据可以确认此事与“文革”有关。无论如何，那段童年的不愉快，更让我从情感上远离了爷爷和他的书架，尤其是那张严肃的黑框照片。

多年以后，我自学俄语。可惜断断续续，磕磕巴巴，终未学成。但有一个短句，格外生动，我非常喜欢。它的古怪押韵，伴随其他几个语种的感叹词或口头语，一道潜入我的下意识：Что-тоне так（Chtotanyetak）。怎么翻译呢？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瞬间的不祥之感。情人私语、长官约见或独自出行，都可能在某一时刻忽然一阵冰冷，感觉前景不妙……就那么一种动物性直觉。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惊恐生涯里，类似的预感连续不断。每次重新分班，被老师搂着肩膀，面对一屋子男孩女孩：这位是新来的王——同学！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几十双眼睛望着我，不知谁低声叽咕了一句什么，孩子们哄堂大笑。我涨红了脸，慢慢走到自己的新座位。

升高中以后，我基本上不再挨打。中国恢复了高考，在我生命前景的地平线上，出现新的曙光。35年前，感觉像是昨天，我亦这么走完了大半人生。我没有更早地关注爷爷，他的经历、劳作，他眺望过的海岸、天空。这件事，让我比较伤感。之后，我先去了美国，后来走遍欧亚大陆。终有一天我发现，不少我去过的地方爷爷也去过。我好想问他：80年前，那儿的人是什么表情，和现在是否有很大不同。爷爷一生笔耕，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一种新的学说。按照我的粗浅理解，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是社会制度之形成和变迁。在几十年的游历之后，我想对他说：我也仍然关心社会制度，因为这话题有趣，而且决定许多人的命运。

可是在我看来，制度首先是一种无言、共享的精神能量。比如我的小学课堂，孩子们出自默契，不约而同地立刻晓得要追捧谁、排斥谁、打击谁，靠的完全是集体无意识和近乎动物性的群体本能。又比如我到美国之后，遇到过一位12岁的华裔女孩，她对我说：以后绝不嫁给黄皮肤中国男人，一定嫁白种人。她眨巴着两只大眼睛，那么看着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矫饰、伪装或者敌意。这才是社会制度，或者说，这才是所谓制度的真实本源。然后才有政治经济学、量化分析、民主或共产主义。

1927年秋天，爷爷坐船，顺长江东下，花几天时间，从武汉慢慢漂到南京、上海。我无法想象，85年前的长江水，它静静的波纹，在清晨或者黄昏的天空下，会是一种什么颜色。或许淡漠、灰暗，可是没丢掉千百年来不变的清澈。泥土、水和天的颜色，渗透于各种社会制度的内核；它藏在女人或孩子的眼神里，在一切人们不经意的细节和背景后面。

我不以为多数人能够意识到如空气般笼罩着楼房和街道的隐形社会制度，如同面对心有所属的女人，即便拥有丰富的经验或超凡的洞察力，未必就能听懂在她漫不经心的低语背后，毫无迹象地掩饰了什么、省略了什么，又恐惧着什么。

爷爷顺江东下之时，中国政局混乱，而爷爷贫困潦倒、生计无着。照今日说法，他是一位政治立场暧昧的年轻退伍军人，而且来自农村，囊中羞涩。那时爷爷26岁，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此无须省略，亦无所谓恐惧。他要翻译的书，是一种新哲学的全版《圣经》。

我高中还未毕业，便考上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78年时的中国大学，正是一大群一大群的蓝衣人、军衣人，布袋裤、黑棉鞋。虽说是本科生，岁数都比我大许多，见到党团要员，都一应似笑非笑，做出竭诚恭顺的样子。我那时的公众形象，相比小学时代，大约稍有改善。但我确实再度感悟到了“制度”之强悍，以及类似于“Что-тоне так”的不祥预感。后来我去美国，便慢慢忘却那些人的原本模样、真实模样。

1994年10月，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郊外陈旧破败的火车站外，又见到一长串熟悉的绿皮火车，静卧在荒芜清澈的天空下。不知为何，我眼里一片迷蒙，两行清泪，潸然流下。去美国10年，第一次呼吸到沁透魂魄的松弛与自由。无法理解亦无法说明，为什么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让我如此感动。难以言表的粗蛮、空旷、阴森森的暗影，夹杂着随处可见的萧索与破败。还有宁静、壮阔、率真、缓缓流淌的大河，岸上的白桦树，绿皮的列车。那是一片天地所独有的莫名元素，一种新的内心土壤，独立于帝国兴衰、政治起伏。不能确知，我倒霉的童年、爷爷的影子、20年代的长江水，和70年后涅瓦河上的天空之间，是否有神秘连接，光亮或黑暗的平行交替。然而从那个秋天开始，我和美国的内心缘分，慢慢拖向一个百无聊赖的末尾。那年我32岁，重新领悟到社会制度的本意，自由或不自由的真实区别。

埋葬一段初恋，想必相当痛苦。而抛弃青年时代的信念错觉，恐怕要辛苦百倍。我小学时代受过歧视，之后辗转搬迁，总算遇到心花怒放的一片独特天地，无须再证明什么、“融入”什么，哪怕是美国华裔女孩眼里的“成功与自由”。为了维持得来不易的如归之感，肯定掩盖许多、忽略许多，至少对自己。何况俄罗斯拥有那样一段曾经不堪并且继续不堪的历史。因之我想询问爷爷：在30年代，他亦去了英国、德国、日本，有没有恍然大悟原先的某个错觉？或者模糊意识到，一方水土、一块天地，千百年浇灌出来的内心土壤和民族本色，本就千古不变？他以为亟须改变的中华民国制度，是否包括金灰色的麦地、亘古流淌的长江、老迈民族心魂里的干裂泥土、惰散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