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民族固有的美

迄今没去过日本，我引为巨大的遗憾。好几次到了门口，终归阴差阳错，失去了机会。我半生漂泊，但是留恋汉字。临近五十岁了，开始操练荒疏多年的母语，未曾想到还能表达一些意思。我以为汉字的美感，和传统日本的审美，有着深刻的联系。

20年前，初次拜读川端康成1968年的诺奖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心里有绵延不绝的感动与震撼。川端的文体，玲珑晶莹，有如冰雪、草木和四季；悲凉纤细，洞穿生死，却浸润着与天地万物大自然同在的飘忽挚爱。

在另一篇简短的散文里，川端先生转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访日演说。据说，年事已高、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对日本听众们这样说：“每个民族，都有义务将自身最上乘、最美的声音表达出来，奉献给世界；那就是它的伟大胸怀和高贵的灵魂。假如什么都不表达，则不可原谅；比死亡还要坏。人类历史对之不会宽恕。”

川端先生还说：“国家命运兴衰无常。最后能够留存下来的，就是一个民族固有的美。”

那是1993年秋天，我人生旅途的一个低谷。川端先生的文字，加重了我的悲哀。那一段时间的我，跋涉爬行于困顿、颓丧的深渊，而且似乎身患绝症。可是病痛和绝望给了我不同的目光，让我平静、坦然。游历四海的念头，就在那时产生。

那时候的美国，尚未如同现今，让我找不出多少温暖、美好的词汇去形容它。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听自己热爱的乡村老歌，比如约翰? 丹佛《献给安妮的歌》（你注满我的心魂，像森林里的阳光），还有卡朋特（Just Sing，Sing a Song）。直至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如同电影《阿甘正传》开始时那一片款款落下的羽毛。她的灵魂未死，不是只剩下灰黄的空壳。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他的使徒说：你们是山上的灯火、大地上的盐。一旦灯光黯灭、咸味消失，你们就是砂石泥土，无声无味，被人踩在脚下。耶稣讲的，是心的依托、灵魂里的真挚。美即是爱，爱即是光。哀莫大于心死。

丧失美的民族，是最悲哀的民族。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会自我毁容，践踏大地、森林、河流，谋杀自身固有的美。最终我还是无法解释，为何美从一片土地上消失，也从当地居民的脸孔上消失。中国总有人念叨过去或现在的贫穷。而65年前的日本，是一片有毒的废墟。大战结束时，川端46岁；他对朋友说，要“沉没到日本自古的悲哀中去”。瘦小、纤弱、来自战败的岛国，可是，在他的文字、人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猥琐或者虚矫。

我这些拙劣的散文，描述身份的困惑、对爱的追寻、也“唱衰”美国和整个西方。关于最后这部分，我的表述过于个人化；也许可以更加冷静、宽阔。表达能力有限，这是主要问题。除此之外，我藏匿、隐瞒了一张秘密的底牌。

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我发现自己很容易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攀谈，乃至于“自来熟”。在境外遇见，还会有隐隐约约的亲近感。要说老乡见老乡，可能肉麻一些，但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吧。不过，从2005年到2007年间，那个感觉消失了。从那时到现在，我没结交哪怕一位新的美国朋友。

20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在我身上慢慢积累起一种融入感，似乎或多或少，在情绪和思维方式上，我和不少美国孩子心有灵犀。可是忽然之间，那份默契烟消云散。2002年，我和第一位俄国女友分手，辗转到了捷克。问题从那儿开始。头两三年，主要在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和维也纳。我很快意识到：在那两三座城市，尤其是2005年后的柏林，聚集了数量可观的美国人，主要是青年和中年。一般而言，他们装扮入时、行为邋遢、故作风雅、无所事事，并且态度骄横。到后来，我一看见这些人，就本能地远远走开。

不能否认，我对世界的看法和立场，有了一个彻底转变，从历史文化、国际政治，到身份认同，起因就是柏林的那些美国孩子。自从1983年我到美国之后，头一回遇到如此普遍、没来由、赤裸裸的排斥和敌意。一开始我真的蒙了。这究竟为何？美国不是这样的呀！

情况发生了颠倒。在八九十年代，我一直觉得美国人都挺友善，尤其是作为抽象群体，陌生人。但是具体到个人，尤其是一些让我心动的姑娘，总归会有些说不出来的障碍。我很想逾越这个障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笑的心理情结。而在2007年后的柏林，我不再惧怕单独交流，只要给我机会，一两分钟的目光对视，随便说点什么。而那份不友好的感觉并不来自具体个人，它在空气中漂浮，弥散为无声、无言的集体能量。每次走进美国酷孩子们聚集的餐厅酒吧，都会立时察觉到这个能量，比北京上空黑色的雾霾，要更浓厚刺眼。而我年长了20岁，见过一些世界，不再是当初那个腼腆、局促的大陆留学生，我能辨别不同的眼神和表情。

有时侯，简直想走上前去，拉着他们的手，直截了当问一声：孩子，我哪儿得罪了你们？为何这样看我？我猜想，他们会做出很诧异、很无辜的样子：什么？哪儿啊？您这位大叔，精神有问题吗？

2011年春天，中国到处唱红歌。祖籍德国的美国犹太政治家、中国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据说也去重庆参观，之后大表赞赏，直说新中国应该有文化身份，道德精神很重要。当时我人在柏林，北京《新世纪》周刊来催稿，然而我自觉灵感枯竭。后来绞尽脑汁，瞎编出一篇或许牛头不对马嘴的《新三桶》。对国内思想界郑重推出的“通三统”理论和蒸蒸日上的唱红歌运动，表达不乏善意的一点点嘲讽。

那两三个月里，红歌的盛行让我联想起另一个悠久而且痛苦的话题——作为红色大陆中国的后裔，怎样理解“民族固有的美”；怎样面对我们的精神符号和文化身份。与此同时，在暖风习习的柏林之春，满大街扭捏作态的美国酷青，数量和密度骤然增多。而我对他们的厌憎和反感，亦攀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因为撰写那篇题为《新三桶》的荒诞文章，我重新研究并思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大院文化”。年轻人总要折腾点儿事，总要闹些反叛，从红卫兵大检阅到798、鸟巢、SOHO、大裤衩，在话语和审美风格上，未必存在刻意的连续性和一体性，但是总归彰显了某一个地方、某一种口音的中心意识。说到底，就是一种精神特权、文化定义权。占据中心的模糊人群，从青涩少年到奸诈老年，对这份特权会有本能的体悟，会竭力翻新并维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