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述（第3/5页）

可是这一次我却难以推脱而不反躬自省。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的一切磨难都是自找的，而不是哪个外来的力量加给我的。因为指责整个世界都是疯狂的、野蛮的是没有哪个人，也没有哪个神有此权利的，更何况是我呢。那么，像我现在这样和整个世道都过不去，毛病肯定是出在我自己身上。果不其然，我确实是病得不轻，而要探明病象和病因却不是件好受的事。首要的是，我为当初的与世无争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何况，这所谓的无争也正如当时的外界和平一样，已经开始腐烂了。我原以为，自己经过了青少年时代漫长而艰巨的奋斗，终于成了一名作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我所成。在这期间，成功和优裕的日子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我变得自满了，变得不爱动脑筋了。其实要是我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则所谓作家云云，实际上跟一位写消闲作品的卖文者已经相去无几。我的日子已经过得太顺当了。现在，患难当头，不知何日才是了局，若日子永远是个最有效的好学校，我总算慢慢学会了，面对这世界的你争我夺，我既不能螳臂当车，总可以致力于反省自己在这整个纷乱和罪愆中所担当的角色。至于我的这番苦心孤诣能从我的作品中被体会多少，就只好听任读者们做主了。可是我心里永远藏着一个秘密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民族，纵然不是作为全体，也会有许许多多清醒而具有责任感的个人，来做一番类似的检讨，不再仅仅是埋怨和诟骂这可恶的战争、可恶的敌人和可恶的革命，而是扪心自问：我是怎样犯上罪的？我要怎样才能恢复清白？因为，人人都能重获清白，只要他能认清并了断他的痛苦和罪孽，而不是去找替罪的人。

当我在作品和生活中开始透露出这一巨变时，许多朋友都大摇其头，有的甚至弃我而去。这当然只是我生活大变样的一端，我还失去了房子、家庭、财产和舒服的日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天天都要告别，也天天都感到惊异，我怎么能熬过这一切而照样活着，照样爱着这离奇的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而这生命却似乎从来只知道给我痛苦、失望和损失。

有一点我该补述一下：在战争期间，似乎也有一位天使在冥冥之中守护着我。我的痛苦使我感到孤立无援，直到我上面说的蜕变开始之前，我都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而自怨自艾，可是也正是这痛苦和我的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保护了我，像装甲一样使我免于接触外面的世界。战争期间我所生活的城市伯尔尼是那样一个充斥着政治阴谋、间谍活动、贿赂收买和投机操纵的渊薮，地球上少有哪个地方把这一切表现得这么集中，周旋在德国、中立国和敌国的外交捭阖之间，它一夜之间变得人口过剩，云集了大批的外交官、政坛掮客、间谍、新闻记者、豪商富贾和投机客。我生活在外交官和军人之间，还和来自各国，包括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的人时相过从，我的周围像是一张交织着间谍与反间谍、密探、阴谋，以及政治交易与私人买卖的网——而我在那些年头里对这一切竟懵然无知！我被摸底，被窃听，被密查，时而被敌对国，时而被中立国，又时而被自己的同胞们列为可疑对象，而我却全然蒙在鼓中，直到很久之后，我才风闻到一些枝枝节节。简直难以理解，我竟然能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我行我素、安然无恙地度日，可是事情就是这么过来了。

战争结束了，我的蜕变于焉告终，可是我经受的考验之苦却也同时达到了高潮。这痛苦不再与战争和世界命运有关，德国的战败，对于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自从两年前就已是意料中事，所带来的恐慌不安也已成为过去。我完完全全沉浸在内省和对一己命运的思考之中，虽然我常常感到，我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我看到在自己身上重又再现出世界上的各式战争、杀戮、癫狂、穷极奢侈和贪生怕死。我必须首先把自我矜持抛在一边，继而把自我贬抑也弃之不顾，必须摆脱一切，专心致志地把这场劫乱想通看透，怀着一个时明时灭的希望，在穿越它之后的彼岸，重新找回自然和清白无辜。每一个如梦初醒并且有真觉悟的人都得走一趟，或者若干趟这条荒漠中的窄径——同任何人商量都是徒然。

当朋友们背弃我时，我感到伤心，却并不愠然。我感到负担反而是在自己这一边，当这班过去的朋友说，我从前是个多么平易可亲的人和作家，而眼前的难题简直莫名其妙时，他们是完完全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我早已不谈品味、风格，等等，我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理解我的语言的人。当他们指责我说，我的作品中已失去了美与和谐，可能还是他们有理。这些字眼徒然使我发笑而已——对于一个被宣判了死刑、在随时会倒塌的危墙之间奔突逃命的人来说，美与和谐到底有何意义呢？是否，与我夙来的信念相反，我根本就称不上一个作家，而我在美的领域里的汲汲追求，只不过是个错误呢？真相如何，对我也已不再重要了。我曾经历尽艰辛、吃尽苦头、通过了自己灵魂内的地狱之旅才获得的一切，大多成了不值一文的虚套，恐怕我一向引为自豪的天分或适任也是一种自欺而已。这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当初满怀虚荣和童真之乐而引为己任的追求也已荡然无存。我早已不把我的任务，或不如说我的救亡之路，寄托在诗歌、哲学或某门学科的领域，而是寄托在，让少许真正有生命力的和强韧的东西能够在我身上持续不绝，也寄托在对某些事物的绝对忠贞之上，也即我还能感觉到活在我身上的那些事物。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神。——后来，当这些剑拔弩张的时期过去之后，这一切就显得完全是两回事了，因为当初的实情和它们的名称已失去了意义，前日还被奉为神圣的，今天可能会被视为滑稽可笑了。

当战争对于我来说也终于成为过去，也就是在1919年春天，我就迁居到瑞士的一个僻静角落，并且隐居起来。由于我一生对印度和中国的智慧颇事涉猎（这是得自祖辈和父辈的家传），我又部分地把我的新经历用东方式的形象化语言写了出来，人们就常常称我为“佛教徒”，对此我只有暗自发笑，因为在所有的宗教之中，我所知最少的恐怕恰恰就是佛教了。可是他们说的也不能算全错，我到后来才发现，其中确实含着真理的一粟。假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不是痴想的话，我一定会顺从内心最深处的召唤皈依一个旧式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天主教。我之所以会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天生对这些宗教感到亲近，而是出于一种追求反极的渴望，因为我不仅凑巧是两位虔诚新教徒的儿子，从性情和禀赋来说，我也是个十足的新教徒（这一点和我对当前新教教会的深刻反感并不矛盾）。而一位真正的新教徒总是对自己的教会像对别的教一样抗拒的，因为他的本质决定了他重视未来更甚于现在。在这一层意义上，说佛祖曾是新教徒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