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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一切都好，琼。”我重申，“账单都付了，和邻居关系友好，我自在得不得了。”

她再次翻阅档案，然后吸气。我知道她准备要说什么，我听出她语气上的转变——恐惧、犹豫——在提起这个话题以前总是如此。

“就我所知，你还是不愿意知道关于那件事或是你母亲的其他事情？”这次她没有笑容。

“没错。”我说，“没必要——我每星期和她聊一次，周三晚上，和时钟一样准时。”

“真的吗？都过这么久了还是这样？有意思……你很喜欢……维持这种联系吗？”

“为什么会不喜欢？”我难以置信地说。社会福利部到底去哪里找到这些员工的？

她刻意让沉默持续半晌，虽然我明白这种技巧，但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填补空白。

“我想，妈妈很想要我查出……更多关于那件事的情况……但我没这个打算。”

“嗯。”她边说边点头，“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你想知道多少，完全看你的意愿。法庭当时裁定得很清楚，这类事情完全要照你的意思，对吧？”

“没错。”我说，“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她仔细地看着我，很多人都曾这么做过：细看我的脸，找寻妈妈的痕迹，享受某种奇怪的刺激感，这么接近那个女人的血亲。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报纸偶尔还是会提到她，称她为蛇蝎美人。我察觉她的视线扫过我的伤疤，她嘴巴微张，看来她爱大惊小怪的乡巴佬本色，是这身套装和波波头也遮掩不了的。

“如果你想的话，也许我能找张照片来。”我说。

她眨眼两回，红了脸，然后忙着拨弄鼓起的档案夹，试着要把所有的散页拢成整齐的一叠。我注意到有一张散页飘落，掉在矮桌下方。她没看到纸张溜走，我思忖要不要告诉她。毕竟，上头讲的是我的事，严格地说，不就算是我的吗？我当然会在下回访视时归还——我又不是贼。我想象妈妈的声音，低声说我想得没错，社工都是一些自以为善心的好事之人。琼·马伦啪地把橡皮筋套上档案，要提那张纸的时机过去了。

“我……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讨论的吗？”她问。

“没有，谢谢。”我说，让笑容尽可能灿烂。她看起来相当困窘，甚至有点害怕。我很失望，我原本的目标是表现得亲切友善。

“那么，暂时先这样喽，艾莉诺，我就不打扰你了。”她一边继续说着，一边将档案收入公文包，语调轻松随性，“周末有什么计划吗？”

“我要到医院探病。”我说。

“噢，那不错啊，探病总是能逗病人开心，不是吗？”

“是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以前没去医院探过病。”

“当然了。你自己就在医院度过了不少时间。”她说。

我盯着她看。我们对彼此的认识程度天差地别，真是太不公平了。我想，为了纠正这种状况，社工应该列一张事实清单给新客户，上头提供他们自己的信息。说到底，她可以不受限制地取得那份大大的棕色档案夹，有如“艾莉诺大百科”，长达二十年的信息，里头就写着我人生的私密细节。但我却只知道她的名字和她的雇主。

“如果你知道那件事的话，那你就该明白，能去探访我的人，就只有警察和我的法定代理人。”我说。

她张着嘴凝视我，让我联想到游乐场里小丑的脑袋，只要将乒乓球抛进他们张开的大嘴里，就可以得到一条金鱼。我替她开门，看着她的视线反复转向那只改造过的青蛙。

“半年后见喽，艾莉诺。”她迟疑地说，“祝你好运。”

我以特别温柔的动作在她背后把门关上。

她没谈起波莉，我觉得蛮怪的。荒谬的是，我替波莉觉得受到了忽视。它在我们会面期间一直坐在角落里，显然是房里最抢眼的物件。我美丽的波莉，用煞风景的形容是“鹦鹉盆栽”，有时称作“刚果凤仙”，可是我总是用辉煌的拉丁文全名“Impatiens niamniamensis”来叫它。我常常大声说“Niamniamensis”，这听起来像是亲吻，“m”的音迫使你合上双唇，滚过辅音，舌头往前发出“n”的音，然后越过“s”的音。波莉的祖先，最早来自遥远的非洲。嗯，我们大家都是。它是我童年以来唯一的常数，唯一存活下来的生物。它是一份生日礼物，可是奇怪的是，我竟然不记得是谁送的。说到底，我不是那种常收到礼物的女生。

它原本在我儿时的卧室，一路跟着我待过寄养家庭和儿童之家，而就像我一样，它也依然在。我照顾它、呵护它，它被人摔在地上或扔掉的时候，我把它捡起来，重新种回盆子里。它喜欢光线，而且会口渴。除此之外，它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照顾和关注，大多时候自力更生。有时候，我会和它讲讲话，我并不耻于承认这点。沉默和孤独排山倒海而来，像冰一样压垮并凿穿我时，我有时候不得不开口说话，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

有个哲学问题：如果一棵树在森林倒下，四周没人听到，这样它还算是发出了声音吗？如果有个完全孤单的女人偶尔和盆栽对话，那么她就是精神病吗？偶尔自言自语，是完全正常的事情，这点我有信心。我并不期待波莉回答，我很清楚它是个盆栽。

我给它浇浇水，然后继续处理其他的家务事，设想即将到来的那一刻——届时我就能打开笔记本电脑，查询某位帅气歌手是否贴了新信息——脸书、推特，以及照片墙，通往奇异世界的窗口。我把衣服塞入洗衣机时，电话响起了。同一天竟然有访客，还有电话！今天真是个特别的大日子啊，结果是雷蒙。

“我拨了鲍伯的手机，和他解释了情况，他帮我把你的号码从人事档案里挖了出来。”他说。

说真的，难道我整个人就在棕色档案夹里，公然地展示，随时任人翻阅、为所欲为吗？

“这是对我隐私的恶心侵犯，更不要提违反了《数据保护法案》。”我说，“下星期我要跟鲍伯谈谈这件事。”

电话线的另一端一片沉默。

“怎样？”我说。

“噢，对。嗯，抱歉。只是，你说你会打来，但没有，嗯，我现在在医院。我在想，那个……你想不想把老家伙的东西带过来？我们在西栋病房。噢，他叫塞米·汤姆。”

“什么？”我说，“不，不可能，雷蒙。他是个矮小肥胖的格拉斯哥老头，绝对不可能取‘塞米·汤姆’这种名字。”我对雷蒙的心智能力越来越担忧了。

“不，不，艾莉诺——塞米是……塞缪尔的缩写啦，汤姆的拼法是T——H——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