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三十四
涅赫柳多夫来到法院，在走廊里遇见昨天那个民事执行吏，于是向他详细打听已经判决的犯人都关在什么地方，与他们见面得由谁批准。民事执行吏告诉他，那些犯人关在不同的地方，在最终宣判之前要与他们见面得由检察官批准。
“审讯结束之后我来告诉您，亲自带您去见他。检察官现在还没有来。等审讯之后再去吧。现在先去法庭吧。马上就要开庭了。”
涅赫柳多夫觉得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特别可怜。涅赫柳多夫向他道了谢，然后前往陪审员议事室。
他刚走到议事室门口，陪审员们正好从里面出来，准备去法庭。商人仍然那样快活，像昨天那样吃饱喝足了，他像老朋友那样与涅赫柳多夫打招呼。彼得·盖拉西莫维奇那种不拘礼节的态度和哈哈大笑的声音今天并未在涅赫柳多夫心中引起不快。
涅赫柳多夫真想向所有陪审员说出自己与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说实在的，”他想，“昨天在法庭审讯的时候，就应该站起来当众宣布自己的罪状。”可是当他和陪审员们一起进入法庭，昨天那套程序又开始了：照例又是“开庭”，又是那三个衣领镶金线的法官坐在高台上，又是肃静，陪审员们又坐到高背椅子上，还是那几个宪兵，还是那张画像，还是那个司祭。涅赫柳多夫觉得，虽然他本该那样做，可是在昨天他也不可能打破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开庭前的种种准备程序与昨天一样（只是免去了陪审员的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交代）。
今天审理的是一桩撬锁盗窃案。被告是由两个手握出鞘军刀的宪兵押来的，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半大孩子，他身子瘦削，肩膀很窄，穿着灰色囚衣，一脸灰白，毫无血色。他独自一人坐在被告席上，皱着眉头打量着进庭的人们。这个孩子被控与同伴一起撬开库房门锁，从中偷走几块陈旧的粗地毯，共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从起诉书中可以看出，这个孩子和肩扛着粗地毯的同伴在街上走的时候，一个警士抓住了他们。男孩和他的伙伴当即认罪，于是两人都被投进监狱。男孩的伙伴是个钳工，已经死在监狱里，所以这个男孩独自一人受审。那两条旧的粗地毯现在就放在物证桌上。
案件审理过程完全与昨天那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一样，也有全套的证词，罪证，证人，证人的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反反复复的盘问。作为证人的警士，对于庭长、公诉人和辩护人的提问，总是有气无力地、简短地回答：“是”，“不知道”，然后又是“是”……但是尽管他表现出这种士兵式的愚笨和呆板，但还是可以看出，他可怜这个男孩，不愿讲述捕捉的经过。
另一个证人是个有病的老头儿，他是房产主，也是这些粗地毯的主人，显然是肝火很旺的人。当问到他是否承认这些粗地毯是他的，他很不乐意地承认是他的；当副检察官盘问他准备拿这些粗地毯派什么用场，他是否迫切需要这些粗地毯，他发火了，回答说：“这些粗地毯丢就丢了吧，我根本就用不着它们。早知道会惹出那么多麻烦，我不但不会寻找它们，反而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倒贴两张也行，只是别把我拉到这里来受审。我乘马车花了差不多五卢布。而且我身体不好。我既患有疝气，还患有风湿病。”
证人们都是这样说的，被告本人对被指控的罪行则一概供认，他像被逮住的一只小兽，毫无表情地向四周张望，用断断续续的嗓音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作了供述。
案情已经清楚了，可是副检察官仍像昨天那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个又一个微妙的问题，迫使狡猾的罪犯就范。
他在发言中论证，偷窃是在居室里实施的，况且有撬锁行为，因此这个男孩必须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法庭为被告指定的辩护人证明，偷窃并非在居室内实施，虽然罪行不可否认，但是罪犯毕竟还不像副检察官所断定的那样对社会构成危害。
庭长也像昨天那样，装出公正无私的模样，反复详尽地向陪审员们解释和提示他们本来就明白、而且不可能不明白的道理。一切都像昨天一样，照例是审讯暂停，照例是抽烟，民事执行吏照例又高喊“开庭”，那两个手握出鞘军刀威吓犯人的宪兵坐在那里，照例竭力忍着不打瞌睡。
从此案审讯中得知，这个男孩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卷烟厂做工，他在烟厂里做了五年。今年厂主和工人之间发生纠纷，他被厂主解雇了。他一直没有找到活儿，整天在城里闲逛，把最后一点钱都喝光了。他在小饭馆里遇到了那个也像他一样失业的钳工，这个钳工失业更早，酒喝得很凶。他们两人夜里醉醺醺地撬开锁，随手从里边拿走了一些东西。他俩被抓住，当即也供认了。他们被关进监狱，钳工在等候审讯期间死在狱中，而这个半大孩子现在却被当作社会必须防范的危险分子在这里接受审讯。
“他要是算危险人物，那与昨天那个女犯也没什么差别，”涅赫柳多夫听着面前发生的种种情况，心里想道。“他们是危险人物，那我们就不是危险人物吗？我本人就是贪淫好色之徒，浪荡汉，骗子，可是我们大家，所有知道我的真实面目的人们，为什么不仅不蔑视我，反而尊敬我？即使这个半大孩子真的是这个法庭里所有人当中对社会最有危险的一个，那么按常理说，他被抓住了，应该如何处置？
“事情很明白，这个男孩并非什么特别凶狠的恶棍，而是极其普通的人，这大家都有目共睹。他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样，是因为他生活在必然要产生这样的人的条件中。因此，道理也很明白，为了防止产生这样的孩子，必须全力消除产生这类不幸的人的条件。
“可是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抓住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这样的孩子，明知成千上万个同样的孩子并未抓住，把这个孩子投入监狱，将他置于完全无所事事或者从事有害健康的和毫无意义的劳动的环境之中，让他和那些与他同样意志薄弱、迷失了生活方向的人待在一起，然后由国家出钱，把他从莫斯科省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让他与最腐败的人们为伍。
“我们不但未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去消除产生这些人的条件，反而奖励制造这些人的机构。人所共知，这些机构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工厂，作坊，小饭馆，酒馆，妓院。我们不仅不去消灭这些机构，反而认为它们是必需的，还去奖励它们，协调它们。
“我们这样培育出来的人不是一个，而是数百万，然后我们抓住一个，便自以为我们做了该做的，将自己保护起来，再不必做其他事情，我们将他从莫斯科省遣送到伊尔库茨克省，”涅赫柳多夫异常活跃、清晰地思考着，此时他坐在紧靠上校的自己那把椅子上，听着辩护人、副检察官、法官语调各异的说话声，望着他们颇为自信的动作手势。“要知道，这种装腔作势该耗费多少高度紧张的精神啊，”涅赫柳多夫继续思考着，环顾着这个宽大的大厅，目光扫过那些画像、灯、圈椅、制服、那些厚厚的墙壁、窗户。他想起整座庞大的建筑，更加庞大的整个机关本身，不光在这里，而且全俄国都有的法官、书记官、法警、差役组成的大军，他们领取薪金，表演这种谁都不需要的喜剧。“如果我们拿出这种精力的百分之一去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可是我们现在仅仅将他们视作为我们获取安宁和舒适所必需的手和身体。可是，当初他因贫困而从乡村来到城里，那时能有一个人肯稍稍怜悯他，周济一下他的贫困就好了，”涅赫柳多夫望着男孩那恐惧而病态的脸，想道。“即使在他进城后，每天在工厂里干满十二个钟头的活儿，下班后被年纪比他大的一帮伙伴带往小饭馆的时候，如果有人肯对他说‘别去，瓦尼亚，这不好’，那么男孩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干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