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一

玛斯洛娃的案子要过两个星期才能在枢密院里审理。涅赫柳多夫打算赶在这之前到彼得堡去一次，这样，在枢密院里一旦败诉，就可以按照写状子的律师的建议，去向沙皇告御状。如果这次上诉没有结果，那么根据律师的意见，就必须早作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很不充分。这样，包括玛斯洛娃在内的一批苦役犯，就可能在六月初出发。涅赫柳多夫已经打定主意跟玛斯洛娃一起去西伯利亚，为了给这次远行做好准备，他必须到乡下去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停当。

涅赫柳多夫首先坐火车到最近的庄园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儿有一大片黑土地的地产，主要的收入都是从那儿来的。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这片庄园里度过的。后来，长大成人后，他又去过两次。有一次他是奉母亲之命把一个德国籍总管送去，并且跟他一起去检查田产的经营情况，所以他对家里的田产以及农民跟账房间的关系，也就是农民跟地主的关系，早已非常熟悉。农民跟地主的关系是这样的：说得委婉一些，农民完全依赖账房间，简言之，农民受到账房间的奴役。这不是那种一八六一年废止的明目张胆的奴役，即某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有时，偶尔也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涅赫柳多夫知道这一点，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的田产就是建筑在奴役的基础上的，而且他自己也在经营这份产业。可是涅赫柳多夫不光知道这一点，而且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是残酷的，他早在大学生时代，就知道这一点，那时他信奉并且宣传过亨利·乔治的学说，而且根据这个学说，他把父亲留传下来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占有土地就如同五十年前占有农奴一样，是一种罪恶。不错，自从他去军队服役，对一年花两万卢布已习以为常之后，他以前的一些认识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完全被置之脑后。他非但从来不问一下自己对财产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竭力不去想这些问题。可是，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遗产，必须管理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这时又一次把他对土地所有制的态度问题提到了他的面前。如果在一个月以前，涅赫柳多夫就会对自己说，他没有能力去改变现行制度，加上管理庄园的不是他，于是他多少可以心安理得一点，一如既往地住在这远离田产的地方，接收从那儿寄来的钱。然而，现在他决定，虽然他即将动身到西伯利亚去，就要跟牢狱里的人发生复杂而困难的关系，这一切都需要钱，他还是不能容许保持现状，而必须改变它，即使自己蒙受损失，也在所不惜。为此，他决定不再亲自经营土地，而是把它廉价租给农民，使他们有可能在大体上不再依赖地主。涅赫柳多夫不止一次地把地主的地位跟农奴主的地位作比较，认为不雇工耕种土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是与奴隶主把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一样的。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却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是压迫从粗暴的形式向比较不粗暴的形式的过渡。他就是打算这样做的。

中午时分，涅赫柳多夫到了库兹明斯科耶。他一切从简行事，没有打电报叫人去接，而是自己在车站上雇了一辆两匹马拉的小四轮马车。马车夫是个小伙子，穿一件紧腰细褶的土布长外衣，在腰身下面打褶的地方系着一根皮带。他按照马车夫的习惯，侧身坐在驭座上，兴致勃勃地跟老爷聊天，因为他们一聊天，那匹疲劳不堪的瘸腿白辕马和那匹拉边套的患气肿病的瘦马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慢慢走，这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马车夫滔滔不绝地谈起库兹明斯科耶的总管，却全然不知车上坐着的就是他的东家。涅赫柳多夫故意没有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德国佬，”这个在城里住过、读过小说的马车夫说。他坐在驭座上，半侧着身子对着车厢里的乘客，一会儿握着长鞭的柄，一会儿又握着长鞭的梢，看得出来想找一些漂亮的词儿来炫耀自己的知识。“他买了辆马车，配了三匹草黄大马，带着自己的太太坐上马车出去到处兜风。嘿，真够气派！”他继续说道，“冬天，到了圣诞节，宽敞的屋子里摆上一棵圣诞树，我送客人去过，那儿已经用上电灯啦，在省里也找不出这么阔气的人家！他捞的钱多得吓死人！他有什么事情办不到！权都在他手里。听说他已置下了一份好田产。”

涅赫柳多夫想，无论那个德国佬怎样管理他的田产，也无论他怎样从中捞油水，他都毫不在乎。然而，腰身细长的马车夫所说的一番话他听了很不舒服。他欣赏着白天美丽的景色，看到浓密的乌云不时地把太阳遮住，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农民们在扶犁翻耕燕麦地，看到绿茸茸的草场上空百灵鸟在飞翔，看到树林里除了橡树还未吐绿，都已是一片绿茵，看到牧场上星星点点地放牧着牛群和马群，看到农田里有几个农夫在耕地。他看着，看着，突然想起一些让他扫兴的事。他问自己：什么事呢？于是，他想起了马车夫对他所说的那个德国佬在库兹明斯科耶作威作福的那一番话来。

到了库兹明斯科耶，处理完事务之后，涅赫柳多夫才忘了那种不愉快的感觉。

涅赫柳多夫查过账，又跟总管谈了次话，总管不遮不掩地说，多亏农民缺少土地，而且他们的地都被地主的地围在中间，地主才能得到这么多好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涅赫柳多夫的打算：不再经营田产，把全部土地租给农民。从账本上、从他跟管家的谈话中，他知道情况和以前一样，最好的耕地中三分之二是由自己的雇工使用改良农具耕种的，其余的三分之一由雇佣的农民耕种，每俄亩五卢布工钱，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为了得到五卢布，必须把一俄亩地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然后收割、打捆、或者收割后送到打谷场，这也就是说，完成这些活儿，如果去雇佣廉价的自由工人，每一俄亩至少要付十卢布工钱。农民从账房那儿取得的日常必需品，都得按最高的价钱折算成工役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在树林里砍些劈柴，割一点番薯的茎叶，都得用工役去换，因此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欠了账房的债。这样，耕地以外的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一俄亩的收入要比按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要高出四倍。

对于这一切，涅赫柳多夫虽然已经知道，可是他现在听来好像感到特别新鲜，而且他感到奇怪，他以及所有处在他这种地位的人怎么未能看到这种关系的反常性。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说，如果把土地交给农民，所有的农具就会白白毁掉，连原价的四分之一都卖不出去，还说什么农民会把土地糟蹋掉，总而言之，涅赫柳多夫会因此蒙受极大损失。可是这些理由反而使涅赫柳多夫相信，他把土地交给农民，他自己却损失大部分收入，这正是一种善举。他决定趁此次下乡的机会，把这件事了结掉。收割和出售已经播下的粮食，卖掉农具和闲置的房屋——这些事情等他离开以后由总管去经办。至于现在，他要求总管召集库兹明斯科耶田地周围三个村子里的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打算，并跟他们谈妥出租给他们土地的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