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四十二

涅赫柳多夫刚走到车厢门口，就看见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豪华的轻便马车，有套四匹马的，有套三匹马的，马儿匹匹都膘肥体壮，脖子上的小铃铛叮当作响。当他走到被雨淋湿而发黑的月台上，看见头等车厢前面站着一群人。其中最显眼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戴着一顶插着珍禽羽毛的帽子，披着一件雨披。旁边站着一个高个子青年，两腿细长，穿了一套自行车运动服，手里牵着一条脖子上套着贵重颈圈的肥壮的大狗。他们身后站着几个仆人，拿着雨衣雨伞，还有一个马车夫，都是来接客人的。这一群人，从胖太太到手掖长袍前摆的马车夫，个个都是心宽体胖，怡然自得。这一群人的四周立刻围上一批好奇心特强和喜欢拍有钱人马屁的人，当中有戴红制帽的站长，一个宪兵，一个夏天每逢火车一到总来这里看热闹的、穿着俄罗斯民族服装、戴着项链的瘦姑娘，一个电报员以及几个男女乘客。

涅赫柳多夫认出那个牵狗的青年人就是正在读中学的科尔恰金家的少爷，那个胖太太就是公爵夫人的姐姐。科尔恰金一家正打算搬到她的庄园里去住。列车长身穿镶着金绦闪闪的制服，脚登亮晃晃皮靴，看到菲利普和系白围裙的脚夫正小心翼翼地将坐在折椅上的长面孔公爵夫人安然无恙地抬出来，赶紧拉开车厢门，而且为了表示恭敬，一直不松手。公爵夫人被抬到站台上，姐妹俩见了面，互致问候，还听到她们用法语交谈，问公爵夫人坐轿式马车还是坐敞篷马车。接着以手持阳伞和帽盒的鬈发侍女殿后的队伍，向车站大门走去。

涅赫柳多夫不想跟他们照面，再告别一次，就在原地站住，不向车站出口走去，等这支队伍过去再说。公爵夫人带着儿子、米西、医生和一个侍女走在前面，老公爵和他的大姨子跟在后面。涅赫柳多夫站得离他们比较远，只听见他们用法语交谈的片言只语，其中公爵所说的一句话不知什么缘故，连同他的腔调和声音都给涅赫柳多夫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

“啊，他确是个上等人，上等人。(1)。”他声如洪钟，自鸣得意，不知在说一个什么人。他和大姨子由毕恭毕敬的列车员、脚夫们簇拥着，走出车站。

正在这时，从车站拐角处走出一群不知从哪儿来的工人，他们穿着树皮鞋，背着羊皮袄和袋子，走到月台上。工人们跨着雄赳赳的步伐走到离得最近的一节车厢旁边，想上去，马上被列车员赶走了。工人们没有停下脚步，你踩我的脚，我踩你的脚，继续向前跑，到了第二节车厢旁边，就争先恐后地往上挤，肩上背的行囊不时地被车角、车门钩住。这时另一个站在车站大门口的列车员看见他们要上车，就厉声对他们吆喝起来。已经上车的工人赶紧退下来，又迈开大步向下一节车厢走去，也就是向涅赫柳多夫乘坐的那节车厢走去。列车员又上前拦住他们。他们停下来，准备再往前走，可是涅赫柳多夫告诉他们车厢里有空位子，可以上去。工人们听了他的话，上了车。涅赫柳多夫也跟着他们一起上了车。工人们正要找位子坐下，可是那个戴着缀有帽徽的帽子的老爷和两个太太，看到他们肆无忌惮地坐下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坚决反对，并且动手赶他们下去。这二十来个工人，有年岁大的，有年纪很轻的，个个又黑又瘦，疲惫不堪，他们分明觉得自己做错了事，立刻穿过车厢往前走，背上的行囊不住地撞在车座、板壁和车门上。显然，他们打算走到天边，只要别人允许他们坐下，哪怕坐到一枚钉子上也行。

“你们往哪儿跑，鬼东西？就在这儿找个位子坐下，”另一个列车员从对面走过来喝住他们。

“这倒是新鲜事！(2)”两位太太中的一个年轻的说，自以为她一口漂亮的法语一定能引起涅赫柳多夫的注意。那位戴手镯的太太皱眉蹙额，一直在用鼻子嗅着，说什么跟这些浑身发臭的乡巴佬坐在一起真是万分荣幸。

工人们仿佛躲过一场灾难，如释重负，心里很高兴。他们停下脚步，纷纷找位子坐下，肩膀一甩，卸下背上的行囊，把它们塞到长椅底下。

跟塔拉斯聊天的花匠坐的不是他自己的位子，这时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样，塔拉斯旁边和对面就空出了三只座位。三个工人坐了下来。他们看到涅赫柳多夫走过来，再加上他一身老爷的打扮，不由得心里发慌，赶紧站起来想走。涅赫柳多夫请他们坐着好了，自己在靠近过道的一条长椅的扶手上坐下来。

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工人跟另一个年轻工人互使了一下眼色，流露出困惑甚至惶恐的神情。他们看到涅赫柳多夫不像别的老爷那样骂他们，赶他们走，反而把位子让给他们坐，感到又吃惊，又困惑。他们甚至担心会不会因此惹出什么祸来。不过，当他们看到这里并没有圈套，看到涅赫柳多夫和塔拉斯在随便聊天，这才放下心来，他们叫年纪轻的一个坐到行李上，把位子让出来给涅赫柳多夫坐。起初，坐在涅赫柳多夫对面的上了年纪的工人总是佝偻着身子，尽力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起来，生怕碰到老爷身上。后来他跟涅赫柳多夫、塔拉斯谈得很亲热，当他讲到得意时，为了引起涅赫柳多夫的注意，还用手背拍拍他的膝盖。他讲述了自己的种种情况，讲到他在泥炭沼泽田里干活，已经干了两个半月，每个人大约挣了十卢布，有一部分工钱已经在受雇时预支了，现在他们就是把工资拿回家去的。他说，他们都是在齐膝深的水里干活，从日出干到日落，只有吃午饭的时候才休息两个钟头。

“没有干惯活的人当然觉得很苦，”他说，“干惯了，也就觉得没啥。我们只希望伙食能好一些。开头伙食很糟，后来大伙儿发火了，伙食才好起来，干起活来也就不累了。”

接着他又讲，他出外做工二十八年，挣来的钱全交给家里，起先交给父亲，后来交给哥哥，现在交给当家的侄儿。他一年挣五六十卢布，自己只拿两三卢布零用钱，买点烟叶，买点火柴。

“我真对不起家里人，有时累了，也要喝点伏特加，”他补了一句，脸上露出负疚的微笑。

他还讲到男人们出门在外，女人怎样当家，又讲到今天动身之前包工头请他们喝了半桶白酒，还讲到他们中间已经有一个人死了，一个人害了病，现在他们送他回去。他说的那个病人就坐在这节车厢的角落里。他是个毛孩子，脸色灰白，嘴唇发紫，一看就知道是发疟子，现在还没有退烧。涅赫柳多夫走到他跟前，但那男孩用冷峻而痛苦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使得他不敢问什么。他劝老头儿买些奎宁给他吃，并把药名写在小纸片上交给他。涅赫柳多夫想给他一点钱，可是老工人说不要，他自己有买药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