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十九

天空中星光灿烂。涅赫柳多夫沿着已经上冻、只有少数几处还渗出泥浆的路回到客栈，敲了敲黑洞洞的窗户。一个宽肩膀的伙计光着脚板走出来开门，让他进了门廊。右面的一间漆黑的小木棚里传来马车夫如雷的鼾声。前面院子里传来几匹马咀嚼燕麦的响声。左面一扇门通向打扫干净的客房。在这间干净的客房里有一股苦艾和汗臭味，板壁后面不知谁睡在那里，发出阵阵均匀而强有力的鼾声。圣像前点着一盏红玻璃罩的长明灯。涅赫柳多夫脱掉衣服，把方格毛毯铺在漆布沙发床上，放好随身带来的牛皮枕头，躺下来，头脑里重温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涅赫柳多夫今天看到的最可怕的一幕，就是那个头枕在男犯腿上、躺在从便桶中渗出来的粪水中的男孩。

尽管今天晚上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又是那样至关重要，但他没有去想这件事，因为他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说不准以后究竟会怎么样，所以他干脆把它丢开，不去想它。然而那些不幸者的形象在他的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在令人憋闷的空气中喘息，在便桶渗出的粪水中睡觉，尤其是那个头枕在一个男犯腿上睡觉的天真的男孩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知道在遥远的地方一些人正在折磨另一些人，把他们引向堕落，使他们受到非人的屈辱和煎熬，这是一回事；可是在这三个月中天天目睹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完全又是另一回事。涅赫柳多夫正感受到这一点。在这三个月里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是不是疯了，所以才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还是做出那些我看到的事情的人疯了？”然而，做出那些令人吃惊和感到可怕的事情的人（这种人实在太多）深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有利社会，那就很难说他是疯子。但是他也不能承认自己是疯子，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神志很清醒。所以，他为此始终感到困惑不解。

这三个月的见闻使涅赫柳多夫得出这样的印象：一些人利用法院和行政机关从社会上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易冲动、最富才华、最刚强的人，他们不像别人那样狡猾和谨小慎微，并不比那些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对社会更危险。首先，这批人被关在牢里，流放在外，判服苦役，成年累月无所事事，不愁吃穿，脱离自然，脱离家庭，脱离劳动，总而言之，他们脱离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其次，这些人在拘禁他们的地方遭到种种平白无故的耻辱，例如戴镣铐，剃光半边头发，穿着象征耻辱的囚服，也就是说，这些弱者被剥夺了过美好生活的主要动力：言论自由、羞耻心和自尊心。第三，他们时刻有生命危险，因为在监狱里疫病盛行，犯人们积劳成疾，惨遭毒打，至于因中暑、水淹、火灾而死的意外事故就更不用说了。置身于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即使最善良、最高尚的人也会出于自卫的本能，干出惨无人道的事来，并且也会原谅别人的这种行为。第四，他们被迫同那些生活极端腐化的淫棍、凶手、歹徒生活在一起（尤其是生活在这种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些极端腐化分子无时无刻不在千方百计地腐蚀尚未完全腐化的人，就像酵母使面团发酵一样。最后，第五，凡是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总是通过各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即通过别人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种种惨绝人寰的行为——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毒打，用树条、皮鞭抽打，悬赏不论死活抓住逃犯的人，拆散夫妻，唆使有夫之妇与有妇之夫姘居，枪毙，绞刑——使人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各种暴力、酷刑、兽行只要对政府有利，非但不会遭到禁止，反而会受到政府的认可，何况都是用来对付那些身陷囹圄，遭受贫困和不幸的人。

所有这些办法似乎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以便制造在任何其他条件下无法产生的极端堕落和淫逸，然后把这些恶习最大规模地传播到人民中去。“这就像下达任务似的，用最完善、最可靠的方式去腐蚀尽可能多的人。”涅赫柳多夫深入分析监狱里和流放途中发生的种种事情，暗自想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极端腐蚀，等他们无药可救时，才将他们释放出狱，以便他们把在监狱里染上的恶习传播给大众。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在沿途的各个羁押站里，涅赫柳多夫看到这个由社会本身提出的目标正在顺利地实现。俄国的平民百姓现在已经抛弃素来具有的公众道德、农民道德和基督教道德，而接受了盛行于监狱里的那种道德，其主要精髓就是：任何对人的侮辱、暴行、残杀，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凡是蹲过监狱的人，都会有一种切肤之感，那就是教会和先哲们所弘扬的尊重人、同情人的道德风尚在实际生活中已被摈弃，因此不必再继续遵循。涅赫柳多夫从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无论是费多罗夫、马卡尔，还是在流放途中和犯人一起生活过两个月的塔拉斯。塔拉斯那种伤风败俗的观点使涅赫柳多夫大为惊讶。一路上，涅赫柳多夫听人说起，一些流浪汉暗中怂恿同伴一起逃入原始森林，然后将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目睹一个人被指控犯了这种罪，他本人也直认不讳。最骇人听闻的是，这类吃人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而是屡有发生。

只有在这些司法机关的特殊培养下产生的恶习，才能使一个俄罗斯人堕落为嗜血成性的流浪汉，他们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尼采(1)的最新学说，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放手去做，而且都是可以容许的。他们向犯人宣扬这种理论，然后再散布到人民群众中去。

对于目前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唯一解释，按书本上的说法，完全是为了制止犯罪，威慑罪犯，改造罪犯和依法惩办。但是实际上，这四种作用都是说说而已。制止犯罪变成了扩散犯罪，威慑罪犯变成了鼓励罪犯，许多人就像流浪汉那样，自愿来蹲监狱。改造罪犯变成了系统地传染恶习，而政府的惩处不仅不能缓和报复情绪，反而在原来没有这种情绪的人民中间培养这种情绪。

“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涅赫柳多夫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切并非偶然，也不是出于误会，更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而是数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不同的只是，以前对犯人是剜鼻割耳，后来在犯人身上打烙印，绑在铁杆上，现在则给犯人戴上手铐，押送犯人用的是火车、轮船，而不是马拉的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