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一章(第2/9页)

我扶着外祖母走进E教授的电梯。E教授立即前来相迎,把我们带进他的诊所。他说有急事缠身,但只要一进诊所,脸上那股傲气就荡然无存,因为习惯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只要和病人在一起,就变得和蔼可亲,甚至谈笑风生。他知道我外祖母很有文学修养,也自认为颇有学问,就开始朗诵他自编的诗,歌颂灿烂的夏日。他朗诵了两、三分钟。他把外祖母安顿在安乐椅上,自己坐在背光处,以便很好地进行观察。他检查得很仔细,我只好出去转一圈儿。他继续检查,尽管他事先说定的一刻钟就要到了,但他又一次给我外祖母吟诗,甚至还风趣地说了几句笑话。若是在平时,我会很高兴听他说笑话的。但是大夫诙谐的语气使我悬着的一颗心完全放下来了。我想起多年前,参议院主席法利埃先生也发过一次病,却是一场虚惊。三天后他不仅恢复了工作,而且还准备在不久的将来竞选共和国总统。他的对手空喜欢了一场。我正想着法利埃先生的先例,联系到外祖母的病情,感到信心百倍,忽然,E教授在结束一句笑话时发出的爽朗的笑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这使我更确信外祖母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笑罢,E教授掏出怀表看了看,耽搁了五分钟,于是焦躁地皱皱眉,一边同我们道再见一边摇铃,叫仆人快给他拿晚礼服。我让外祖母先走一步,回来又关上门,向教授询问真情。

“您外祖母没救了,”他对我说,“刚才的发作是尿毒症引起的。尿毒症倒不一定致命,但她的病我认为没有希望了。但愿我诊断错了。再说,戈达尔大夫医术高明,他会悉心治疗的,对不起,”他看见女仆手臂上搭着他的晚礼服走进来,便对我说,“您知道,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去吃晚饭,在这之前还要去拜访一个人。啊!生活不象您这个年龄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尽是快乐。”

他亲切地同我握手道别。我重新关上门。一个仆人给我们——我和外祖母——带路。在候客厅里,我们听到雷霆般的斥骂声。原来是女仆忘记在礼服上开饰钮孔了,又要耽误十分钟。在楼梯平台上,我默默地注视着我那不久于世的外祖母,耳朵里不停地传来教授的吼声。谁都是孤独的。我们继续乘车回家去。

夕阳西斜。马车驶抵我们居住的街道之前,先要经过一段绵绵长墙。夕阳照得长墙一片通红。马车的投影清晰地呈现在火墙上,犹如一辆柩车行驶在庞培①的红土上,我们终于到家了。进入门厅后,我把外祖母安顿在楼梯旁的一张长沙发上,上楼禀报母亲。我对母亲说,外祖母回来了,她在路上晕了一次,感到不大舒服。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脸上就露出了极度的绝望。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绝望。我忽然明白,绝望已在她心里隐藏多年,就等着最终一天喷发。她什么也没问。正如居心不良的人喜欢夸大别人的痛苦,我母亲出于对外祖母的深情,不愿承认她的母亲得了重病,更不愿承认她的病可能危及智力。妈妈浑身哆嗦,脸在无泪地哭泣。她忙去找人喊医生。弗朗索瓦丝问她谁病了,她声音哽在喉咙口出不来。她和我一起奔下楼,抹去了脸上悲痛的皱纹。外祖母在楼下门厅内的长沙发上等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她站起来,高兴地向我妈妈挥挥手。我在上楼前,用一条饰有花边的纱巾包住了外祖母的头,只让半边脸露在外面,对她说怕她坐在楼梯口会着凉。其实,我是不想让母亲过多地看到外祖母扭曲的脸和歪斜的嘴。我的谨慎是多余的。母亲走到外祖母身边,象吻上帝那样吻了吻她的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上楼梯,生怕会弄痛外祖母。小心之中还夹杂着谦卑,仿佛外祖母是她见到的最珍贵的物品,连碰一碰的资格都没有。但她没抬一次头,也没有看一眼病人的脸。也许,她怕病人想到自己的样子可能使女儿不安而心里难过;或是怕自己看了会感到痛苦;或是出于尊敬,因为她认为,看见尊敬的人脸上出现呆傻现象是大逆不道;或是想在日后把她母亲真实的、智慧和善良的脸完美无缺地留在记忆中。就这样,我们肩并肩地上了楼,外祖母的脸一半遮着纱巾,母亲始终把头别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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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庞培是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8月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所湮没。

在这期间,有一个人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外祖母那变了模样的、她女儿不敢正视的脸,目光流露出惊讶和不祥,使人感到很不谨慎。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丝。倒不是她不真心爱外祖母(她看见妈妈表情冷漠,甚至很失望,有点忿忿不平,认为妈妈应该哭着扑向母亲怀里),而是生来就爱作最坏的预想。她从童年起就具有两个特点,二者貌似互相排斥,然而一旦汇合起来,就会威力无比:一是下层人的缺乏教养,看到别人肉体受苦受难,本应装作没有看见,但却毫不掩饰地让自己的印象,甚至让痛苦和恐惧显现在脸上;二是乡下人的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没有机会拧鸡脖子,也要扯蜻蜓的翅膀过过瘾,看到别人肉体受苦居然会感兴趣,也不觉得难为情。

弗朗索瓦丝小心翼翼地服侍我外祖母上床。外祖母躺下后,感觉说话方便多了,可能尿毒症只导致了一根血管的轻度撕裂或阻塞。她想履行诺言,帮助妈妈度过她所面临的最残酷的时刻。

“嘿!我的女儿,”她对妈妈说,一只手握住妈妈的手,另一只手仍然捂在嘴上,因为有些字她在发音时仍感到有点费劲,用手捂着嘴可以掩饰过去。“瞧你多么怜爱你母亲,你当消化不良就那么舒服!”

我母亲这才第一次——因为她不愿意看其他部分——把深情的目光移到外祖母的眼睛上,开始背诵不能兑现的誓言:“妈妈,你很快就会好的,是你的女儿在向你作保证。”

她走过去,谦卑而虔诚地在亲人额头上吻了吻,她把满腔的爱和盼母病愈的愿望全都寄托在这个吻上,用她的思想和整颗心把这个吻一直护送到她的唇边。

外祖母抱怨压在左腿上的被子太重,好象压着一层泥沙石土一样。她想把被子掀开,却无论如何也掀不动。她不知道这是她本身的原因,因此,她每天都不公正地埋怨弗朗索瓦丝没把床“收拾”好。她一阵痉挛,把那些细羊毛毯那浪花四溅的波涛全部抛到左腿那一边。毛毯在那里堆积成山,就象沙子在海湾上堆成沙丘,如果没有筑堤坝,海湾很快就会被潮水挟带来的砂砾变成海滩。

我和母亲甚至不愿意说我外祖母病得很重(我们的谎言事先就被洞察入微,又不善掩饰的弗朗索瓦丝戳穿了),好象这样说,会使仇者痛快(何况她没有仇人),而不这样说,就意味着对她有更深厚的感情。总之,我们此时此刻完全受一种本能的情感支配,正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我认为,安德烈对阿尔贝蒂娜爱得不是很深,因为她对她表示出过分的同情。这一类现象屡见不鲜,俯拾皆是,不仅个人会有,大家都会有,甚至大的战争也会有。在战争中,不爱国的人不见得说祖国的坏话,但认为它完了,可怜它,看什么都漆黑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