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笔记

告别了苏联时代，我们也告别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我试图听到这出社会主义大戏所有参与者的真实讲述……

我们的共产主义，本来有个疯狂的计划：要把亚当以来的旧人类改造为新人类，而且也付诸实施了，这算是它唯一做过的事情。七十多年间，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验室里，制造出了一种另类的人：苏维埃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悲剧的人物，另一些人把他们称为“苏联分子”。我觉得我懂得这种人，熟悉这种人，我和他们共同生活了多年。他们就是我自己，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几年来，我为此游历了整个前苏联地区，因为苏维埃人不仅是俄罗斯人，还有白俄罗斯人、土库曼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不会和其他人类混淆。在芸芸众生中，你会立刻发现我们这类人！我们这类人，全都有社会主义基因，彼此相同，与其他人类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词汇，有自己的善恶观，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们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在我写过的故事中，这些词汇常常萦绕于耳：枪毙、屠杀、消灭、抹去，或者一些苏联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剥夺十年通信权、放逐。如果我们还记得，不久前有几百万人被杀戮，人的生命又价值几何？我们是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种族，一切都来自于那个被称为古拉格[1]的地方和那场恐怖的战争，还有集体化、没收剥夺、大迁徙……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曾经是我们的全部生活，但那时我们很少谈论。而今，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开始被所有人关切，它曾经是怎样一回事并不重要，只因为它曾是我们的生活。我写这本书，是希望通过一点一滴，通过一鳞半爪，发现家的故事，寻找社会主义的内核，比如社会主义在人的灵魂中究竟是怎样的。我总是被狭小的空间所吸引，一个人的空间，只有一个人。实际上，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发生所有的一切。

为什么书中有这么多自杀者的故事，而不是普通苏联人民和平凡的苏维埃人物传记？其实说到底，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要么是出于爱，要么是由于年老，甚至只是为了兴趣，想要解开死亡之谜……我找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执着于理想，将理想深深根植于自己内心，决不妥协——国家成了他们的宇宙，取代了他们的一切，甚至生命。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幸福，不能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生活，哪怕没有伟大的思想；但这在俄罗斯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俄罗斯文学也从不是这样的。举世皆知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我们的战争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战争的思维。听到密集的鼓点，看到挥舞的旗帜，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我还记得：放学后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去开垦荒地，我们鄙视那些不去的同学。我们会为了自己没有参加过革命、没有经历过战争，而难过得哭出来。回首往事，难道我们真的这样过？我真的曾是这样？我和我的主人公们一起回忆。他们当中有些人说：“只有苏联人能够理解苏联人。”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有着共产主义记忆的人，因为同样的记忆而惺惺相惜。

父亲曾经回忆说，他自己是在加加林飞上太空之后信仰共产主义的。我们第一个进入了宇宙！我们无所不能！爸爸和妈妈也是这样培养我们的。我也曾是十月党人，佩戴着一个十月革命徽章，先是少先队员，然后是共青团员。而绝望，是后来才出现的。

改革开始后，所有人都在等待历史档案开放。直到后来真的开放了，我们才了解了历史，那段一直对我们隐瞒的历史……

“生活在苏维埃俄国的一亿人口中，我们必须吸引九千万人追随我们。剩下那些无法沟通的，他们必须被消灭。”（季诺维也夫，1918年）

“吊死不少于一千个顽固不化的富农和有钱人（必须的，而且要人们都去看）……要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并扣押人质……这样做是要让方圆几百里的人都看到，震慑他们……”（列宁，1918年）

“莫斯科正在死于饥饿。（库兹涅佐夫教授对托洛茨基说）”“这不是饥饿。当年提多夺取耶路撒冷时，犹太母亲还吃自己的孩子呢。所以，要是你们过来对我说‘我们正在挨饿’的话，我就要强迫你们的母亲们去吃自己的孩子。”（托洛茨基，1919年）

人们阅读报纸杂志，沉默不语。扑面而来的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怎么能如此生活？许多人把真相视为敌人，也把自由视为敌人。我的一位朋友说：“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不了解大多数人的想法。虽然我们每天看到他们，但哪怕天天见面，对于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对于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却居然敢于去教诲他们。一旦我们知道了一切，一定会感到震惊。”我与他经常坐在我家厨房讨论，还跟他争论。这是在1991年……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我们都深信明天，明天自由一定会来临。一切都是从虚无开始，从我们的愿望开始。

沙拉莫夫[2]在《笔记本》中写道：“我就是那场为生活的彻底翻新而进行的壮观而最终失败的战役的参与者。”这是一位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蹲了十七年的人写的话，他有着一种对理想主义的苦恋。我想可以把苏联人划分为四代人：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我属于最后一代人。我们这代人轻易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瓦解，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理想主义生机勃勃、实力雄厚的时代，那个时候，要命的浪漫主义魔法和乌托邦愿望方兴未艾。而我们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长老们的监督下长大的，那是个清教徒加素食主义的时代。共产主义的血脉已被遗忘，伤感和悲情主义高涨，保留下来的认识就是：乌托邦不可能变成现实。

那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我在莫斯科火车站认识了一个女人，她是从坦波夫州来的，正准备去车臣，想把儿子从车臣战争中带回家：“我不希望他死。我不想让他被打死。”国家已经不能够再控制这个女人的心了，她是一个自由人了。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多数人还是对自由感到恼火：“我买了三份报纸，每份报纸都在说自己写的是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儿啊？以前，每天早上大家都看《真理报》，从《真理报》上了解一切，理解一切。”但如今各种思想从麻醉状态下缓缓走了出来。如果我开始谈起懊悔，听到的回应就是：“我为什么要懊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个人说“我也坐过牢”，那个人说“我打过仗”，第三个就说“我曾经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一座城市，没日没夜地搬砖运石啊”。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人人都因自由而陶醉，但谁也没有准备好面对自由。自由，它到底在哪儿啊？人们仍然只习惯于在厨房里继续痛骂政府，痛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他们咒骂叶利钦改变了俄罗斯。那戈尔巴乔夫呢？人们咒骂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整个二十世纪。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像全球所有人一样，认识到这次是真的，一切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