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4/6页）

再不吸烟或嚼烟。

隔一天洗一次澡。

每周阅读一本有益的书籍或杂志。

每周存起五美元（用笔划掉了）三美元。

孝敬父母。

“我是偶然发现了这本书的，”老人说，“它很有说服力，是吗?”

“很有说服力。”

“杰米注定要出人头地。他总是有像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决心和做事的原则。你注意到他是怎么做才不断地增进他的脑力的了吧?

他在这方面总是了不起。有一次他说我吃饭时像个阉过的公猪，我揍了他一顿。”

他舍不得把书合起来，每大声念上一条就抬眼关注地瞧瞧我。我想他毋宁是希望能抄下这些条条来为我使用。

快到三点钟的时候，路德教会的牧师从弗拉兴赶来了，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朝窗外望着，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小车。盖茨比的父亲也在望着窗外。当时间到了仆人们走了进来立在大厅里听凭吩咐的时候，他的眼睛开始焦急地眨巴着，他疑虑不安地提到这正在下的雨，好像是雨阻碍了人们的按时到达。那位牧师几次偷偷地看表，因此我把他支到一边，请他再等上半个小时，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再也没有一个人来。

大约五点钟的光景，我们三辆车的队伍抵达墓地，在淋淋的小雨中我们停在了公墓门前——这队伍里打头的是一辆湿漉漉的黑色灵车，踵其后的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着的大型轿车，再后面一点是四五个仆人和西卵的邮递员乘坐的盖茨比从车站接送客人的那辆专用车，大家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当我们起身穿过门洞向墓地走去的时候，我听到一辆小车停下了，接着是一个人在泥泞的路上追赶我们的泼溅声。我回头去看。原来是那位戴猫头鹰眼似的镜片的男子，在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见他在图书室里对着盖茨比的书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他。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知今日举行葬礼的，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名字。雨水沾满了他那厚厚的镜片，他摘下它来把上面的雨水揩去，然后看着防雨的篷布从盖茨比的墓穴上缓缓揭开。

我尽力想在这一时刻里再怀念一会儿盖茨比，可是他已经离得我很远很远，我当时只是不带任何抱怨情绪地记起黛西不曾送来一个唁电或是一朵鲜花。我依稀听到有人小声说着“愿雨降在其上的这一灵魂得到安息”，接着是戴猫头鹰眼似的镜片的人高声喊了一声“阿门”。

我们在雨中一口气不停地跑到了车子那里。“猫头鹰眼镜”在大门口跟我搭了话。

“我没能赶到家里。”他说。

“别的人也都没有能来。”

“什么!”他感到惊愕了。“啊，我的上帝!他们以前可常是成群结队地往那儿去的呀。”

他激动地摘下眼镜，又擦起来，这一次是从里到外地擦。

“这帮狗娘养的。”他说。

留在我脑海中的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从预备学校后来是从学院在圣诞节前后回到西部去时的情形。那些还在芝加哥以远地区的同学总是在一个十二月的傍晚六点钟聚集在古老蒙的联邦火车站上，在芝加哥的几个朋友此时已经沉浸在他们节日的快乐中，也到车站来和再往前行的同学们举行匆匆的道别。我记得从某某女校归来的姑娘们，她们穿着暖和的毛皮外套，记得呵着热气的聊天说笑和我们碰到老相识时的头顶上挥舞的手臂，记得我们彼此之间争相发出的邀请:

“你是打算去奥德伟家呢?还是赫西家呢?

还是舒尔茨家呢?”和我们紧紧地攥在带着手套的手中的绿色车票。最后还有那些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从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的暗黄色的车厢，它们看上去是那样的令人快乐，就像是圣诞节自身那样。

当我们驶入这冬日的夜色中，真正的雪，我们西部的雪，开始在我们的两侧漫无边际地伸延开来，当雪片映着亮莹莹的窗户闪着熠熠的光辉、威斯康星地区的一个个小车站上的蒙灯火一闪而过时，一种凌冽蛮荒之气便好像突然之间融进到了这空气之中。我们从餐车回来穿过那冰冷的通廊时，不由得深深地呼吸着这清冷的空气，意识到了可又无法表达出我们在这一奇怪的时刻中与这原野的息息相关，在这之后我们便又会与它浑然融为一体而无法辨识了。

这便是我的故乡中西部——不是那望不到边的麦田和草原，也不是昔日瑞典移民住过的城镇废墟，而是那雾气蒙蒙的夜色中闪耀着的街灯和马拉雪橇的清脆铃铛声，和那窗内圣诞节日的花环被室内的灯光映射在雪地上的影子。我是它的一部分，由于每每感受着这漫长的冬季我的个性有些冷峻，又由于我在一座市镇中的卡罗威公馆（那里的住宅仍然是以世袭多年的家族的名字称呼）里长大，多少带有了一些自傲的气质。现在我才明白我所讲的只不过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都是西部人，或许在我们身上都共同具有某种缺陷，无形之中它使得我们不能适应于东部的生活。

即使在东部最使我感到激奋的时候，即使在我最深刻地感受到它对于俄亥俄州以远的那些拥挤杂乱、低矮不堪的城镇（在那里只有童叟才能幸免无终无止的传讯）的明显优越性时——即使在那个时候东部对我来说也总是具有畸形的特征。尤其是西卵直到现在仍然出现在我那怪诞的梦幻中。我看它像是埃尔·格列柯的一幅夜景画:

上百所房屋，显得既陈旧俗气而又荒怪不堪，杂乱地簇拥在一起，它们上面的天空中阴霾密布，月亮无光，在这夜景中，有四个身着礼服的男子肃穆地抬着一副担架走着，担架上躺着的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女人，她身上穿着白色的夜礼服，一只耷拉下来的手上带着发出阴冷微光的珠宝。男人们煞是严肃地走进一所房子——走错了房子。但是谁也不知道这女人的名字，而且谁一点儿也不在乎。

自从盖茨比死后，东部就像这个样子总是萦绕在我的眼前。它超过了我的眼力所能矫正的范围。所以在空气中飘散起落叶燃烧的蓝色烟火，秋风还吹拂着晾在绳子上的湿衣服时，我便决定回到家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