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5页）

我当时只是埋头写作，根本没有想过这部作品是否会被读者接受。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不仅仅因为这部小说难写——我脑子里有个计划，我按这个计划连贯地写下去，这本身就有难度——而且因为我需要一边写一边学。预先给自己勾勒出一个严谨的结构，并设置出诸多限制，这种做法也许能挤压出一些最意想不到的新东西。开始写作时，突然冒出的许多观念和经验，我都认不得是否属于自己了。先不说用于写作的人生经历，光写作的过程本身，就令人痛苦而难忘。它简直改变了我这个人。写作的全过程令我百感交集，当我将手稿交给出版商和朋友时，自己也觉得我写的是一本关于性战争的宣传册，我还发现，不管当时怎样辩解，这份诊断结论是改变不了的。

然而，这部书的内质，它的结构，里面所描写的一切，都既含蓄又清晰地表明：我们不应该将事物分离，不应该让人格分裂。

“束缚。自由。善。恶。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爱……”《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在阐述小说的主旨：这个主旨她是大声喊出来的，是用锣鼓喇叭宣布的……至少我是这样想像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在一本称为“金色笔记”的书里，其中称为“金色笔记”的章节可以视为核心，承受全书的重量，表明作者的立场。

但事实并非如此。

别的主旨也进入了这部作品的构造之中，这对我来说是严峻的：多年以来，那些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观念和志趣都聚集到一块了。

我的一个想法是：在不列颠，要想找到像一百年前，即上个世纪中期的托尔斯泰描写俄国，司汤达描写法国那样一部反映知识与道德风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只有弃权的权利。）阅读《红与黑》和《红与白》，你能了解法国，似乎你自己就生活在那里。阅读《安娜·卡列尼娜》，你能了解俄国。但维多利亚时期没有一部小说具有如此的功用。哈代告诉我们贫穷是怎么回事，人的想像力一旦超越一个狭隘的时代，又会发生什么事，做一个殉道者又将是怎样的情景。乔治·艾略特就其能力而言，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以为，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她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即使在她不屑于与时代的虚伪为伍时，也不得不扮演一个好女人的角色。她太讲道德，因此不能理解很多东西。梅瑞狄斯是一位被人严重低估的作家，他也许最接近司汤达他们。特罗洛普也尝试过这样的主题，但缺乏广度。没有一部小说能像威廉·莫里斯所写的传记那样生动精彩地表现观念的冲突。

当然，就我而论，我相信女性用来观察生活的滤色镜与男性的那面是一样有效的……这个问题先搁置一边吧，或者干脆不去考虑它，我觉得：要想“触摸”本世纪中叶意识形态的脉膊，你就得置身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论争都是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中展开的。在各种运动、战争或革命的参与者眼里，这些运动无论前进，或停止不前，或倒退，都属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想，我们至少得承认，将来人们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也许跟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就像我们现在回顾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甚至俄国革命时，我们的看法跟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与它的各种支派已将思想迅速而有效地播布到世界各地，即便到了“过时”的一天，也已经被吸收，成了日常思维的一部分。三十或四十年前，某些观念还只是固封在极左分子内部，但二十年前，这些思想已在左派内部普遍蔓延，而到了十年前，已经成了左派和右派嘴上叨念的社会观的老生常谈。如此被深度吸收过的某些东西到后来就成了一种能量——它成了主导的力量，在我着手撰写的这部小说中，还得作为中心而存在。

长时间挥之不去的另一个想法是：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患“障碍症”的艺术家。这是因为有关艺术家的主题有一阵子一直主导着艺术界：左右着画家、作家和音乐家。所有的大作家都用这个主题，大多数二流作家也用。他们的原型是艺术家，其镜影则是商人，从这一面看是创造者，从另一面看则是麻木不仁的粗野之徒。我们的文化就寄生在他们的胯下。这两种意象都超越了敏感性、苦难和极端的利己主义，只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艺术品，这种利己主义才被宽容——同理，商人也有他应被宽容的理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现状，从而忘记了艺术家作为范例这个新主题。一百年前的英雄不是艺术家。那时的英雄是战士、帝国的创建者、探险家、神职人员、政治家，等等。女人的情况十分糟糕，她们中难得出现一个南丁格尔。只有怪人和行为反常者才想做艺术家，但也不得不为之奋斗。当我决定描写我们时代的“艺术家”或“作家”时，我觉得有必要给这个人物设置一个障碍，并通过探讨这个障碍的成因来阐述这个主题。这就意味着我得将战争、饥饿、贫穷这些压倒一切的大问题与那个企图反映这些问题的渺小个体联系在一起。但令人无法容忍的，真正让人无法接受的正是这个极其孤立、极其自恋、自视过高的人物。年轻人对艺术家有年轻人自己的认识，他们改变着这个形象，在创造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成千上万的人在拍摄电影，协助电影制作，发行各种各样的报纸，创作音乐，从事绘画、写作、摄影，等等。通过不计其数的拷贝，他们已经排斥了那个孤立的、富有创造性的、生性敏感的人物。这一倾向已趋向极端，到头来必然出现某种反拨，这是很正常的。

“艺术家”这个主题还不得与另一个主题“主观性”联系在一起。当我着手写作时，作家们还得刻意不表现“主观”。这种压力源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它是社会学文艺批评的一个艺术主张，这套理论体系由一班才俊首创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其中最著名的是别林斯基，他们利用艺术，尤其是文学，跟沙皇专制与压迫作斗争。这套理论很快广为传播，五十年代末，我们英国就以“责任说”与之遥相呼应。在社会主义国家，它至今仍有市场。所谓“责任”，用句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罗马都着火了，你怎么还有心思考虑愚蠢的个人私事啊”。如果这一说法来自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来自于做什么事都被你由衷敬佩的那些人，比如努力与南非的种族歧视作斗争的人，那你就很难置若罔闻了。然而，长期以来，形形式式的艺术，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在《蓝色笔记》中，安娜谈到她的讲座时是这样说的：“‘中世纪的艺术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表现的是群体意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感人而痛苦的个性化特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抛弃个人化艺术那种激动人心的自我吹嘘，回归到表现人类的责任和相互间兄弟般情谊的艺术中去，从而将表现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题材抛在一边。西方文学已经逐渐变成发自灵魂的痛苦呻吟。痛苦已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现实……’我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但三个月以前，在一次讲座中，我开始变得结结巴巴，难以为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