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5页）

安娜变得结结巴巴，是因为她想回避什么。一旦出现某种压力或潮流，你是很难避开它的：你无法避开你的强烈的主观性。如果你乐意，你可以把这主观性称作作家为时代所承担的责任。你无法置之不理：你写一部关于建造大桥或大坝的书，就不能不涉及建造者的思想与感情。（你觉得我是在鹦鹉学舌吗？根本不是。当时，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正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的核心。）我终于懂得：要想摆脱或克服因描写“个人的小事”而引起的困惑和不安，不妨承认非个人的现象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描写你自己，实际上就是描写他人，因为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的喜怒哀乐，你所具有的非同凡响的思想观念也不是你个人独有的。所谓“主观性”，就是先入为主地将实际上存在无限可能性的个体渺小化，处置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个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以此来冲破个性化，即主观性的局限，从而使个体性具有普遍性，并使私人的经验转化为大于私人的东西。实际上，这也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就会想到：“我在爱”，“我在感受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我在思考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个人所谓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思议的经历其实是众人所共有的，这道理只有当你成长了才能懂得。

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这部作品构思得当，还可以就传统小说发表作者的意见。自从小说问世以来，关于小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一点你只要阅读一下当前的学术研究，就想像得到。我将《自由女性》这部中篇小说作为那一大堆材料的归纳与缩写，本意就是想谈谈传统小说，这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所写的表示不满的一种方法：“我刻意想表现的真实太微不足道了，我从杂乱中梳理出的东西太有限了！经验为我提供的一切是那么的粗粝，那么的无序无形，这篇短短的文字又如何能反映真实呢？”

我的本意是想写出一部能注解自身的作品，我要让这部作品作出无声的声明：谈论写作的过程就是小说的构成。

前面已经说过，恰恰这一点被人们忽视了。

原因之一是这部作品继承更多的是欧洲的小说传统，而不是英国的传统。或者说，我所继承的英国传统迟至今天才被认识。英国小说毕竟还有《克拉丽莎》和《特里斯丹·香代》，《悲剧的喜剧人物》以及《约瑟夫·康拉德》。

毫无疑问，尝试用小说表达某些观念，即意味着跟作者自己过不去：我们文化中的狭隘主义太严重了。例如，一代代走出大学校园的聪明的男女青年就敢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我对德国文学一无所知。”这已是一种风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德国文学了解得很全面，如果对法国文学了解得不够，他们便会觉得内心有愧。

还有，我从马克思主义者或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获取批评的理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看到了我努力想看到的东西。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将事物作为整体并从相互间的关系来认识事物的——它至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至于它的局限性，这里暂且不谈。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发生在西伯利亚的某个事件会影响到生活在博茨瓦纳的某个人。我以为，除了有效的宗教，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时代对世界性思维，世界性伦理的首次尝试。

我将自己当时想做的一切公之于众，这样做会招惹批评家，有可能让他们感到不快。对于作家与批评家，剧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不幸的纷争，就像孩子间的争吵，公众早已见怪不怪：“哎呀，我的好家伙，他们又干起来了。”或者：“你们作家得到的都是赞美，如果不是，至少也能招摇过市——你们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呢？”公众的意见是对的。我可不想卷入其中，早期宝贵的写作经历使我对批评家和评论家有了自己清醒的认识。然而，论及《金色笔记》这部小说时，我又失去耐心了：我总觉得他们的评论大多太愚蠢，根本就不真实。心平气和地想想，我理解了问题所在。原因就在于作家将批评家当作另一个自我，那个自我比作家自己聪明许多，他早已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他要判断的是你是否与那个目标保持一致。我所见过的作家，当他们面对真正的批评家这个稀有生物时，无不显现偏执狂的迹象，摆出毕恭毕敬、感激涕零的样子。因为他知道他所想的正是他所需要的。但作家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他何必期待那个非同凡响的生物——十全十美的批评家呢？十全十美的批评家确实偶尔存在着，但问题是，为什么应该有这个对作家想要做的一目了然的人呢？编织那个特殊的茧状物的人毕竟只有一位，这唯一的一位所做的就是编织那个茧。

评论家和批评家都不能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提供任何东西，为此神魂颠倒、孜孜以求的是作家。

这是因为批评家没有这方面的修养；他们所接受的训练是与作家相背的。

作家的训练从孩子五六岁上学读书时就已开始。它始于符号、奖赏、名次、分组、星星——有不少地方采用杠杠。这种竞争性的心智，非胜即败的思维方式，将导致“作家X领先作家Y一两步，作家Y掉队了，作家Z写出的最后一部作品证明他比作家A更优秀”。从一开始，这个孩子就学会这样的思考：凡事都有个比较，一切取决于成败。这是一种淘汰制：弱者因失势而出局。这种制度旨在筛选少数优胜者，再由他们进行相互间不断竞争。尽管这里不便展开这个话题，但我相信，每个孩子所具有的才能（不是指官方公布的“智商”）都是伴随终身的，只要这才能不被估价为功勋柱上的商品，将使他自己和他人受用终身。

一开始就得学会的另一点是质疑自己的判断。孩子们得学会服从权威，学会查找他人的观点和论断，学会引用和遵循。

就像置身于政治圈的人那样，孩子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是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可以有意志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度，可以自己作出决定。同时，他们又是这个时代的假设和臆断的奴隶，他们不能为此提出质疑，因为从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存在的。当年轻人达到有必要在文学艺术和科学之间作出选择的年纪时（我们都想当然地以为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通常选择文学艺术，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有人道、自由和选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一种体系模式化了：他们不知道选择本身就是扎根在我们文化中的虚幻的二分法的产物。那些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愿让自己进一步被模式化的人于是准备离开，在半自觉、半本能的冲动中谋求不至于导致人格分裂的职业。在现有的制度下，从警察局到学术界，从医学界到政界，我们都很少去注意那些离去的人。这种淘汰现象一直在发生，如果发生在早期，很有可能将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改革精神的人排斥出去，留下那些墨守陈规，与原有的职业形象更相符的人。年轻的警察离开警察局，他说他不喜欢不得不从事的工作。年轻教师离开教学岗位，因为她的理想破灭了。社会机器悄悄运转着，不被人注意，但它依然那么强大，总能确保我们的制度的严厉性和压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