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2/60页）

［右侧所记如下：］

前来跟我商谈的人看了这个故事梗概后很高兴，随后便开始跟我商讨如何将故事编得更符合有钱人的口味，使他们掏钱时“更少一点懊丧”——比如说，女主角不应该是一位不贞的妻子，因为这会使她失去观众的同情，如果换成厨师的女儿就不一样了。我即刻说，我这样写是为了获得讽刺的艺术效果。他恼恨了一会儿，笑了起来。我看着他那张装成一副坦率、善良、富有耐心的模样的脸，觉得它就是当今这个特定的时代的一个丑恶的假面具，（举个例子，某某同志在准备屠杀关押在斯大林监狱里的三个英国共产党人时，肯定就是这副模样：“好了，但我们对人性向来都考虑得很不周全。”）他说：“好了，沃尔夫小姐，您慢慢就会明白：与魔鬼共餐时，您的调羹不仅得做得很长，而且得用石棉作材料才行——当然这是一个绝妙的故事，梗概写得十分得体。”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耐住性子，始终扮着笑脸，以极其宽容的态度问我是否反对这样的观点：尽管电影业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好的电影仍能拍摄出来。“甚至包括具有进步意义的电影，沃尔夫小姐，您看呢？”他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能保证使我就范的措辞而欣喜不已，并把这种喜悦表露了出来。他的表情显得既洋洋自得，又充满嘲讽和残忍。我回到家里，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厌恶感。我于是坐下，自出版以来第一次重读这部小说。它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了。如果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之初就有人要我对它加以评论，我一定会这样回答他：

“这是一本一流的小说，显示了二流的创作才能。背景的创新在于：罗德西亚大平原上的一个火车站，没有根基、受金钱驱使的白人居民和忧郁寡欢、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的非洲土著形成鲜明对照，烘托出一种特殊的氛围。故事的创新在于：一个因战争而被派到殖民地去的英国青年与一个半开化的黑人女子之间的爱情。隐匿其中的一个事实是：主题并没有多大新意，阐述也不够充分。简洁是安娜·沃尔夫创作风格的魅力所在。但要评判这种简洁的风格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把握，还是通常所见的一种通过让小说的形态受强烈的情感支配而刻意获得某种效果的形式主义的花招，则为时尚早。

但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我是这样写的：

“以非洲为背景的小说继续大量涌现。《战争边缘》以其对乱哄哄的两性关系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是这类小说中写得较成功的一部。但关于白人与黑人间的冲突，显然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小说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它描写了种族隔离所引发的仇恨和残暴。这份来自种族边界线的最新报告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白人留居的非洲大陆上所出现的这种压抑与紧张状况早已存在了许多年，为什么直到最近的四五十年代，它才突然间被文学艺术所曝光呢？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就能更多地了解社会与它所创造的能力之间、以及艺术与促其发展的张力之间的关系了。安娜·沃尔夫的小说创作是由一种对非正义的温和的义愤所激发的：这样做是好的，但仅此还不够……”

在我撰写评论文章的那三个月中，我每周阅读十多本书，结果发现：我对这些书所怀有的兴趣与我在阅读时所感受到的一切毫不相干——比如说(1)吧，他是旧的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小说家，他就利用小说对生活作了哲学性的阐释。问题的关键是，小说的功能似乎正在变化：它已经成了新闻学的先驱。我们阅读小说是为了了解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区域：尼日利亚、南非、美国军队、矿区、切尔西的社团，等等等等。我们看小说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说中只有一部具有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那种特质——即哲学性。我怀着同样的好奇心阅读了大多数小说，发现它们都只是报道性的读本。称得上成功的大多数小说都只是在报道社会某个区域的存在时显得有些新意，它所描写的某种类型的人尚未被纳入文学的一般意识之中。小说成了支离破碎的社会和意识的一项机能。人类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越来越细，甚至细分后还可以再分。要想反映这个世界，人们得想方设法去了解本国其他群体的情况，至于别国的群体，那就无从谈起了。要想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说的报道成了一种媒介。就拿我们英国来说吧，中产阶级对工人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反之亦然。但有关各个行业的报道、文章和小说随处有售，人们可以阅读这些书籍，就像考察原始部落一样。苏格兰的渔民是跟我在约克郡时认识的那些矿工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都来自一个比伦敦市郊的居民区更新奇的世界。

然而，我却没有能力写出惟一使我感兴趣的那种小说：即那种充满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作品。因为我感到十分迷惘。一直定不下心来再写一部小说。可供我写的“题材”不下五十种，但它们都不能让我得心应手。只要有一个题材能使我感到有把握，优秀而富有教益的小说便会源源不断地从出版社印出来。作为写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我只有一点，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好奇心。一个新闻记者的好奇心。我的生活方式、教养、性别、政治观念、社会地位等等都阻碍着我进入生活的某些领域，为此我深感失望和遗憾。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优秀的人物的通病。有的人能忍受其中的压力，有的则被它压垮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是有意无意间对一种新颖的、富有想像力的理解的尝试。但它对于艺术却是毁灭性的。我只是对如何在生活中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感兴趣。我把这话说给苏格大娘听，她满意地点点头，以人们通常用来赞许伟大真理的口吻回答说：艺术家是在无力生存时才写作的。我记得，在她说这话时，我曾感到过一阵恶心。今天，当我正着手写作时，仍隐隐感到有些厌恶：这是因为这门属于艺术或艺术家的行业如今已大大贬值，成了头脑空空的业余爱好者的私有财产，弄得那些与艺术真正有联系的人一看见他们摇头晃脑神气活现的样子便恨不得逃得远远的。再说，当一个真理被穷究时——这一直是本世纪文学艺术的一个主题，简直成了可怕的老生常谈——人们便开始怀疑：这真的是终极的真理吗？人们会像那天我坐在苏格大娘面前那样想到“艺术家无力生存”这些话来，并让它们回响在脑子里，逐渐淡忘，最后克服了厌恶和迂腐。这些老生常谈竟然那么专断地出自一个心理分析者之口，这是有点非同寻常的。苏格大娘绝对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一个受过艺术熏陶的欧洲人。她是以一个女巫师的身份说出这些陈词滥调的，如果她是跟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对诊所里的病人说这番话，她会感到惭愧。针对生活是一个尺度，而对着诊察台又是一个尺度。我无法忍受这种状况。我最终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生活具有一个道德标准，病人又有着另一个道德标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说《战争边缘》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上。当我着手写它时，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当时就讨厌它，至今仍讨厌它，因为它在我身上变得那么专横霸道，已经威胁着吞噬我的一切。我于是手拎着自己的灵魂去见那位女巫师。然而，这位治病救人的人一听见“艺术”这个词便洋洋自得地笑了起来。艺术家这头神圣的动物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正当的，认为艺术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那种自鸣得意的微笑、宽容的赞许，并非为有文化的巫师或教授之流所独具。靠兑换货币为生的人，出版社的小丑，以及你的敌人都具有这一德性。当一位电影巨子想购买一位艺术家时，他搜寻创造力或创造的火花的真实企图只是为了将它摧毁，通过捣毁有价值的东西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他不知不觉中所追求的一切——他把他的牺牲品称为艺术家。你是一个艺术家，当然……而那位受害者则总是傻笑，并把他的厌恶吞下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