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3/22页）

美国电视系列剧剧组“蓝鸟”的代理人爱德文娜·莱特夫人来信：亲爱的沃尔夫小姐，我们一直密切地关注着那些能搬上屏幕并具有永久性意义的电视剧。当你的小说《战争边缘》引起我们的注意时，我们真是太激动了。我现在写信给你，希望我们能在许多对于你我都有利的方面携手合作。在我去罗马和巴黎的途中，我将在伦敦停留三天，希望你能打电话到布莱克旅馆找我，以便我们能够见个面并喝点什么。随信附上我们所编写的一份小册子，仅供参考。你的诚挚的爱德文娜·莱娜。

小册子铅印而成，共有九页半的篇幅。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工作室每年都收到上百部剧本。其中许多剧本表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但由于对我们的基本要求缺乏了解，大都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我们每周推出一部为时一小时的电视剧……”如此等等。要求第一款：蓝鸟系列剧的宗旨是多样性！对题材不作任何限制！我们征稿的范围包括冒险故事、传奇、游记、海外经历、国内生活、家庭生活、父子关系、幻想剧、喜剧、悲剧等等。蓝鸟对于富有真情实感、表现真实的情感历程的任何电视剧一概不予拒绝。第二十五款：在美国，蓝鸟电视剧每周拥有九百万各种年龄的观众。蓝鸟给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献上生动而真实的电视剧。蓝鸟讲究信誉和责任。鉴于此，蓝鸟作家必须记住自己与蓝鸟共同承担的这种责任：蓝鸟将不考虑涉及宗教、种族、政治或婚外恋题材的电视剧脚本。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读到您的电视剧脚本。

安娜·沃尔夫小姐致爱德文娜·莱特夫人：亲爱的莱特夫人，谢谢您的来信，真令我受宠若惊。从你们发给作者的那本指导性的小册子中我注意到：你们并不欢迎涉及种族和婚外恋的电视剧。而《战争边缘》恰好两者都具备。因此，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把小说改编进蓝鸟系列剧的可能性了。您诚挚的安娜·沃尔夫。

爱德文娜·莱特夫人给沃尔夫小姐发来了电报：非常感谢您那么迅速而负责地回信给我／请于明晚八时在布莱克旅馆与我共进晚餐／复电费已付。

布莱克旅馆，与莱特夫人共进晚餐。账单十一英镑四先令六便士。

爱德文娜·莱特夫人，四十五或五十岁左右，是一位体态丰腴、皮肤白中泛红的女子，长着一头亮亮的铁灰色鬈发，眼睑涂成灰色，嘴唇红扑扑的，浅粉色的指甲亮闪闪的。她身穿一套价格不菲的宝蓝色套装。真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我们一边喝马丁尼(2)，一边亲切而随和地交谈着。她喝了三杯，我喝了两杯。她大口大口地喝，显然离不开酒。她引我谈论英国文学界的人士，想知道我跟他们有什么私人交往。可那些人我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她在设想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总算把我定了位——她笑笑说：“我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她指的是一个美国作家）“……他总对我说他讨厌……别的作家。但我知道他的未来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我们进入餐厅。那里温暖，舒适，安静。坐下后她环顾四周，愣了一会儿神——她那化过妆的脸睑皱了起来，淡红色的嘴唇微微张开——她在寻找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她流露出一种遗憾的、悲伤的神情，她的情感是真挚的，因为她言语中就含有那样的意思：“我喜欢英国。我喜欢到英国来。我总要找机会到这里来出差。”我不知道这家旅馆是否就是她心目中的“英国”，但她看上去似乎很精明，很睿智，你无法知道她心里到底怎么想。她问我是否还想来一杯马丁尼，我正打算拒绝，但看见她自己又要了一杯，于是就也要了。我心里感到一阵紧张，我知道是她的情绪感染了我。我看了看她那张克制的、戒备的、漂亮的脸，心里为她而难过。我完全能理解她的生活。她点了菜——她显得既热情又乖巧。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某个男人带到这里来的。但她并不是个男人。她只是习惯了如何在这种场合把握自己。我能感觉到她在扮演这种角色时是多么的不自然，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当我们等水果上来时，她点燃了一支烟。她坐在那里，垂着眼，弹着手中的烟，一边再次审视起这家餐馆。她的脸突然露出宽慰之色，但她很快把它掩饰了。她朝一个刚刚进来的美国人微笑着点了点头。只见那人独自在旅馆的一角坐下，并向她招了招手。她微笑着，口中吐出的烟圈在她眼睛的上方盘旋。她转身对着我，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她转眼间好像苍老了许多。我越发喜欢她了。我能清楚地想见：当天晚上她将穿上最能反映女性特征的服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是的，我还看见了那女装上的花边……

是的，她把自己打扮成那样子，是对白天不得不扮演的角色的一种补偿。她甚至还一边看花边上的褶子，一边跟自己说几句俏皮话。她在等人。然后，房门轻轻地敲响了。她打开门，跟来人开了个玩笑。他们亲热地喝酒，最后都有点昏昏沉沉了。又喝了一杯。接着便干巴巴地，有节有度地做爱。如果在纽约，他们会相约在舞会，相互说说风凉话。她现在正挑挑剔剔地吃着水果。最后她评论说：英国的食物更具风味。她谈起自己如何渴望丢下工作，到新英格兰的乡村去生活，写写小说。（她从来不提她的丈夫。）我发现，我们谁都无意提起《战争边缘》。她已掂量过我。她对我说不上赞成也说不上反对。她总是见机行事。吃这顿饭纯粹是为了花点钱——这也是她的工作。再过一会儿，她会跟我既亲密又敷衍地谈论起我的小说的。我们开始喝一瓶醇和的勃艮第葡萄酒，一边品尝牛排、蘑菇和荞菜。她再次说英国的食物味道比美国的好，并补充说，我们应该学会烹调。由于喝多了酒，我这时的心情跟她一样愉快。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紧张不安的情绪在蔓延——是她的紧张不安感染了我。她不时地看看坐在角落里那个美国人。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稍不留神，我会脱口说出几星期以前跟里杰纳德·塔勃洛克说过的那番滑稽可笑的话。我决心保持冷静。我太喜欢她了。她让我受惊了一下：“安娜，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很高兴，谢谢。”“我回家想了想，你的小说使我对非洲、包括非洲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露齿一笑，说道：“但书里涉及了种族问题。”她也笑了，表示她感激我的坦诚。她说：“这通常是个身份的问题。在你那部精彩的小说中，你让年轻的飞行员跟黑人姑娘睡觉。你觉得这事很严重吗？你是否认为他们的性关系是故事最关键的情节？”“不，我不这样看。”她犹豫了一会儿。她显得有些疲惫，她那极其敏锐的目光流露出失望。她本来希望我不作妥协，尽管她此行的目的是要说服我作出妥协。我现在看清了，在她看来，性实际上是小说的关键。她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觉得自己正在跟一个为了使小说能搬上电视屏幕而宁可牺牲自己的正义感的作家打交道。我说：“显而易见，即使他们以最纯洁的方式相爱，也冒犯了你们的道德法则，是不是？”“这是一个看你如何认识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是我的态度不好吗？不是。是因为她一直焦虑不安地惦记着坐在角落里那位孤独的美国人。我看见他看了她两次；我觉得她的焦虑是情有可原的。他在犹豫是否走过来，或者独自先去什么地方。他看上去似乎非常喜欢她。侍者过来清理盘子。当我说我只要咖啡，不要甜食时，她显得很高兴：此次旅行她每天都有两顿饭的应酬，当我们省去一道菜时，她感到如释重负。她又瞟了一眼那位孤独的美国同胞，那人似乎并没有要走的意思，她于是继续谈她的工作：“我一直在考虑如何采用你那美妙的题材，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把它改编成一部精彩的音乐片——音乐片中你可以把某一严肃的思想回避掉，这在一部直截了当的小说中是做不到的。”“以中非为背景的音乐片？”“首先，作为音乐片，背景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的故事背景写得很出色，但不适宜上电视。”“你是说把非洲的风景作为一种摆设？”“是的，正是这个意思。简单的故事情节。年轻的英国飞行员在中非训练。在一次聚会中碰到了一位漂亮的黑人姑娘。他很孤独，她对他很友好。他碰见了她的父母。”“但在那种地方，他根本不可能在聚会中碰见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除非具有某种政治的背景——比如说有一小部分人想要破除种族隔离现象。你不打算把它拍成一部政治性的音乐片吧？”“哦，这我倒没有想过……那就设想他在街上出了车祸吧，她过来帮助他，把他扶到她家里。”“她如果把他扶回家，那就非得违背许多清规戒律不可。如果她把他偷偷地带到家里，那事情会变得很严重，也很危险，这与音乐片的气氛是格格不入的。”“音乐片能够表现非常非常严肃的东西。”她反驳我，但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可以采用当地的歌曲和舞蹈。中非的音乐对我们的观众来说一定很新鲜。”“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里，那些非洲人都听从美国引进的爵士乐曲。他们还没有开始发展自己的音乐形式。”她这时朝我看了看，那眼神是说，你这人显然在有意找碴。她放弃了拍音乐片的打算，接着说：“好了，如果我们买下版权，打算马上拍摄你的故事，那场景看来只好变一变了。我建议把它改成英国的某个空军基地。美国的某个空军基地也行。某个美国兵爱上了一个英国姑娘。”“一个黑人美国兵怎么样？”她犹豫了一会儿。“那就难办了。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毕竟是一个非常明了的爱情故事。我非常非常钦佩英国的战争片。你们的战争片拍得太好了——情感那么节制。你们有那么一套办法。那种情感，我们也应该去追求。战争的气氛——首先是具有英国气氛的战争，然后才是爱情故事。我们的某个士兵爱上了你们的某个姑娘。”“但如果你们把他当成一个美国黑人士兵，那你们就用得上来自最西部的土著人的音乐了。”“是的是的。但你知道，那对我们的观众来说并不新鲜。”“我现在懂了，”我说，“你是说在战时的某个英国乡村，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合唱队跟另一个英国少女合唱队在一起跳英国的乡村舞蹈。”我向她咧嘴笑了笑。她皱起了眉头。然后她也笑了起来。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她又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完后又笑了一次。然后她克制住自己，坐在那里皱眉头，好像刚才那歇斯底里的笑根本没有发生过。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当然，你是个艺术家——一个很出色的艺术家，能见到你并跟你交谈，我感到非常荣幸。你有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思想倾向，那就是不愿让人家改动你已经写出的东西。但你必须允许我对你说一句：对电视过于不耐烦是一种错误。电视是一种属于未来的艺术——我自己就是这样看的。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乐意为之工作的原因。”她停了下来：那位孤独的美国人环顾四周在找侍者——还好，他又要了一份咖啡。她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继续说：“艺术，正如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所说，是一个耐心的问题。不知你是否愿意认真考虑考虑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并给我写封信——也许你愿意就别的主题给我们写一个电视剧本？当然，我们本来是不敢对那些没有电视剧创作经验的艺术家委以重任的，但我们乐意尽可能给你提供指导和帮助。”“谢谢。”“你想去看看美国吗？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我们会考虑你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我迟疑了一会儿。我正打算回绝她，但又觉得不应一口回绝，我于是说：“能有机会访问你们的国家，那对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但很可惜，我不会得到你们的允许的，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她惊愕地睁大了那双蓝莹莹的眼睛。她同时还下意识地做了个动作——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准备起身离去。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看见的是一个受了惊吓的女人。我感到既抱歉又惭愧。我说这话出于多种原因，首先是因为我天真：我想吓她一跳。其次同样出于某种天真：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说出来——如果事后有人对她说，这人显然是个共产党，那这位女士就会觉得我一直在瞒着她。再次，我想看看事情的结果。她坐在我的对面，呼吸急促，目光游离不定，早已弄污的红唇微微张开。她心里在想，下面我说话得小心一点了。她还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害者——那天上午，我读过一批来自美国的剪报，说有好几个美国人受了反美调查委员会的严刑拷打，最后还丢了工作。她喘着气说：“你们英国的情况与我们那里大不一样，我意识到……”她那善于社交的假面再也见不到了，她脱口说了一句：“亲爱的，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的意思是说：我那么喜欢你，你怎么可能是个共产党呢？我突然感到很生气。那是一种偏狭的思想观念，每当我听见人家说出这样的话，心里总是想：做一个共产党又怎么样呢？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总比与现实隔绝，只能说说那样的蠢话强得多。突然间，我们都变得生气起来。她避开我的目光，企图使自己镇静下来。我忽然想起两年前跟那位俄国作家谈话的那个晚上。我们用的是同样的语言——共产党的语言。但我们的经历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不同的意义。我感到一切都是假的。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其实已是次日凌晨），我最后用实际上已发生过的事实阐释了我们所说的某句冠冕堂皇的假话——我告诉他，杰恩正在莫斯科某所监狱里遭受酷刑。当时，他的目光也是那样惊慌失措地凝聚在我的脸上，然后又不由自主地移开，好像要躲避什么——我所说的那些话如果出自他的口，那他也会进监狱的。事实是，我们那些源于同一哲学的语言都只是用来掩饰事实真相。事实明摆着，除了共产主义这块招牌，我们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今跟这个美国人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整个晚上大谈民主，但各自的感受并不相同。我们坐在那里，心里一边在想：作为女人我们相互间是有好感的。但嘴里已无话可说，就像那天晚上与那位俄国作家在一起时一时间再也找不到话说那样。最后，她说：“好了，我亲爱的，我实在太感震惊了。我简直无法理解。”口气中含有责备的意思，我再次变得很生气。她却继续往下说：“当然，我很钦佩你的诚实。”我心里这时在想：如果我现在人在美国，正受到反美调查委员会的监视，那我就不能坐在某家旅馆里随便说自己是个共产党了。因此可以说，当时我不仅仅是生气——我始终是满怀愤恨的心情说出这句硬邦邦的话的：“在你邀请我国的作家共进午餐前，你最好先调查一下，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有可能使你陷入尴尬。”从她脸部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跟我的距离越发远了。她怀疑，我是否是个行动受到限制的共产党人，我是否在说谎。我仍记得跟那位俄国人交谈时的情景：他当时进退两难，不知是继续探讨我所提出的问题好呢，还是干脆回避它。他脸上显出一种讥诮的神情说：“我们的朋友后来变成了敌人，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换句话说，你已屈从于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压力。所幸的是，就在这时候，那位美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桌子跟前。我猜想，由于她这时已完全忘了他（并非出于故意），他已经再也沉不住气了。我为此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这是事实。“嗨，杰瑞，”她说，“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碰面。我听说你在伦敦。”“你好，”他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此人衣冠楚楚，仪态沉稳，脾气温和。“这是沃尔夫小姐。”她有些为难地说，因为她感觉到那话的意思是：我在向一个敌人介绍自己的朋友。我应该以某种方式警示他一下。“沃尔夫小姐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作家。”她说。我看得出，当她说出“著名作家”这个话时，心中的紧张感已消除了许多。我说：“也许你们会原谅我就此告辞吧？我得回家看看我的女儿了。”她显然感到如释重负。我们一起离开餐厅。当我说了声再见转身离去时，我看见她用手挽住了他的胳膊。我听见她说：“杰瑞，你能上这里来我太高兴了。我原以为我得独自一人度过一个寂寞的夜晚了。”他说：“我亲爱的爱蒂，除非你自己执意要一个人待着，你何曾有过寂寞的夜晚呢？”我看见她笑了起来——对他既冷漠又感激。至于我，回家途中心里一直在想：尽管我们谈了那么多，但那天晚上惟一显得真诚的时刻就在我打破那令人愉快的表面关系的那一刻。然而，我仍感到羞愧、不满和懊丧，就像我跟那位俄国作家交谈后所感受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