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

笔　记

［黑色笔记现在放弃了它起先划分为“来源”和“钱”两个部分的意图。它的纸页上贴着剪报，用糨糊粘贴并记有日期，年份是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这些新闻每一条都与发生在非洲各地的暴力、死亡、骚乱、仇恨有关。笔记中只有一条是安娜手写的，落款时间是一九五六年九月：］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说是要拍摄一部有关马雪比旅店的那群人的电视剧。已经有了一个剧本，是别人写的。导演一直向我保证：“你看了剧本一定会满意，简直像你自己写的一样。”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始终没能读到那个剧本。我去看了电视剧的排演。那场景就在马雪比旅店外面铁路旁的花紫树下。我高兴地看到，导演将场景的气氛处理得很不错。随即我发现那“场景”原来就是实景：他居然将整个剧组拉到了中部非洲，在花紫树下实地拍摄，那儿甚至有这样的细节：白色垃圾堆中散发出酒一般的气味，灼热的阳光下到处可嗅到花紫树的气息。我看见摄影机装置在车上，车子开了过来。摄影机对准并横扫过那组等着表演的人群，这使我想起了机枪。表演开始了，我马上感到不自在起来。我终于明白了，导演对镜头、时机的选择，正改变着这个“故事”。拍成的影片上出现的情景将和我所记得的大相径庭。我无权利让导演和摄影师停下来。因此我站在一边，看着剧组的表演（其中有安娜，我自己，但不是我所记得的那个人）。他们说着我已记不起来的台词，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我心中充满焦虑。在这一切完成后，剧组人员开始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地进马雪比旅店的酒吧喝上几杯，而摄影师们（现在我看出他们都是黑人，所有的技师都是黑人）则将摄影机推移并拆卸开（因为它们也都是机关枪）。这时我对导演说：“你为什么改动了我的故事？”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觉得他是有意改动，认为我的故事没什么精彩之处。但他看起来很委屈，也很吃惊。他说：“但是，安娜，你看到那些人在那儿，是不是？你看见我见到的一切吗？他们说那样的话，对不对？我只拍摄了那儿的实际情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认识到他是对的，而我所“记得的”也许并不真实。我有点心烦意乱，因此他说：“来喝上一杯吧，安娜。你不是看到了么，我们拍了什么这无所谓，只要我们拍了点东西就行。”

我将合上这本笔记了。要是苏格大娘要我为这个梦“定名”，我会说这是关于绝育症的。除此之外，自从我做了这个梦，我再也记不起玛丽罗斯是怎样转动她的眼睛的，或保罗是怎样哈哈大笑的。一切都记不起来了。

［有两条黑线划过纸页，标志着笔记的结束。］

［和黑色笔记一样，红色笔记也全是剪报，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都是有关欧洲、苏联、中国和美国的事件。像同期有关非洲的剪报一样，这些内容大多是有关暴力的。凡是出现“自由”一词，安娜都用红色铅笔在下面划了线。在剪报终止的地方，她已经将划出的红线数目相加，“自由”一词总共出现六百七十九处。这段时期中她自己手写的记载只有下面的一条：］

昨天杰米来看我。他随一个教师代表团出访苏联，刚刚回来。他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哈里·马修斯，原是位教师，辞了工作去西班牙作战。负了伤，因断了一条腿而住院十个月。在这段时间他反复思考了西班牙战争——共产党的卑鄙行径，等等，进而读了大量东西，并对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接踵而来的是通常的党内批斗，被开除出党，于是他便加入了托洛茨基派。又和他们发生争论，离开了他们。由于腿瘸了，不能再打仗，他便学着去教迟钝弱智的孩子。“对于哈里来说，不用说，世上没有什么笨孩子，只有不幸的孩子。”在整个战争期间哈里住在国王十字街口附近一间极简陋的小屋里。他多次表现出英雄主义的壮举，例如从受到轰炸并正在燃烧的楼房里救人等等。“他在那一带成了个传奇人物，当然，一到人们开始寻找那位救出某位儿童或某位老人的瘸腿英雄的时候，就到处找不到哈里了，因为，不用说，要是他凭这些事博取荣誉，他会瞧不起自己的。”战争结束时杰米从缅甸回来，去探望他的老朋友哈里，但他们争吵起来了。“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而他，哈里，却是个卑鄙的托派分子，因此我们话不投机，吵了起来，闹个不欢而散，就此分手。但我心里倒是挺喜欢他的。”哈里过着双重生活。他的外部可见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他不仅在某个学校中教那些弱智孩子，并获得很大成功，而且他还邀请附近街区（一个穷困地区）的孩子每晚到他家中上课。他教他们文学，指导他们阅读，为他们作考试辅导。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每天执教十八个小时。“不用说，他把睡眠看做是浪费时间，他训练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他就一直住在这简陋小屋，直到某位飞行员的遗孀爱上了他，要他去她的公寓住。在那儿他有两个房间。她有三个子女。哈里待她很和善友好，但若说她的生活现在一心一意是为他奉献，那么他的生活则完全奉献给孩子们，包括学校里的和邻近街区的。这便是他的外部生活。与此同时，他在努力学习俄语，还收集有关苏联的书刊、小册子、剪报等等。他在研究苏联，为自己构建起一幅苏联真实历史的画面，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幅自一九年起俄国共产党的真实历史图景。

大约在一九五年，杰米的一位朋友拜访了哈里，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杰米：“他总是穿一种丛林茄克衫，或是士兵的紧身上装，脚上一双凉鞋，留着军人的发型。他从来不笑。墙上有一幅列宁的画像——那当然是不用说的，还有一幅小一些的托洛茨基像。而那位遗孀则恭恭敬敬地在后面忙活。街上来的孩子们在他家进进出出，而哈里则在谈论苏联。那时他已能流利地说俄语，并通晓党内历史上从很早时候起的每次小型斗争和阴谋，更不用说那些血腥大屠杀了。而他干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安娜，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当然想得到。”我说，“他是在为那一天作准备。”“当然。这可真是破天荒第一回。这可怜的疯子早已设想好了——相信那一天终会到来，俄国的同志们会在同一时刻突然明白过来。他们会说：‘我们迷路了，我们没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前景不太明朗。但在那边，英国伦敦的圣潘克拉斯区，有我们的哈里同志，他对一切都非常清楚。我们将邀请他来，听取他的意见。’时间过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但从哈里的观点看来，却是越来越好了。每次从苏联传来什么新的丑闻，哈里都会为之振奋。成沓的报纸在哈里的房间里已经堆到了天花板，并已漫溢到那位遗孀的房间里。他说起俄语来已像个俄国人一样了。斯大林死了——哈里点点头，心里想：这下用不了多久了。然后是苏共二十大：干得好，但这还不够。后来哈里在大街上遇到了杰米。因为过去是政治上的敌人，他们起先紧皱眉头，态度僵硬，但随即又互相点头并有了笑容。于是哈里带杰米去了那遗孀的公寓。他们一起喝茶。杰米说：“有一个代表团要到苏联去，我正在组团，你想去吗？”哈里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你想像一下吧，安娜，我坐在那儿，像个傻瓜一样，一边想着：哦，这可怜的托派分子，毕竟还是个好人，他对我们的丰饶之母(1)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一直在想：我盼望的日子来到了。他一再问我是谁推荐了他，显然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此我没有说破，告诉他这主意只是我自己刚刚想到的。我根本没有想到他居然相信是“共产党自身”不远千里从莫斯科召唤他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反正不管怎么样，尽量长话短说吧，我们一行三十位英国教师，就一起动身去了莫斯科。可怜的哈里是其中最快活的，他那件士兵的紧身上装的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了各种文件和材料。我们到了莫斯科，他完全是一副热诚期待的神态。他对我们很友好，而我们都宽容地将此归因于以下事实：他其实很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些无足轻重之辈，但他决心不显露任何鄙夷之色。再说，我们大多数人以前都是斯大林分子。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日子以来，当遇见那些托派分子时，不少前斯大林分子都会有点儿负疚感。不管怎么样，代表团去工厂、学校、文化宫和大学，继续着一路簇拥鲜花的访问，更不用说那些演说和宴会了。而哈里就在其中，穿着紧身上装瘸着腿，一副坚毅的革命者的姿态，活脱脱是列宁精神的化身，只有那些愚蠢的俄国人没看出这一点。他们当然也喜欢他的极端严肃，但他们不止一次询问为什么哈里穿这么怪异的衣服，甚至，据我回忆，他们还问到他是否私下有什么伤心事。同时，我们昔日的友谊也恢复了，晚上我们就往往在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他越来越困惑地盯着我看，而且开始激动不安起来，但我仍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哦，就在我们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根据日程安排我们该去出席宴会，和一些教师团体共进晚餐，但哈里不想去。他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赴宴回来后便去看望他，他在房间里，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那条瘸腿就伸出在前面。他站起来迎接我，显得兴高采烈的，随即他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我看得出来，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于是他反复盘问我，并弄清了他之所以获邀参加代表团，仅仅是那天在街上相遇时我偶尔想起的主意。话一出口，我就想狠狠揍自己一顿了。我发誓，安娜，在我恍然大悟的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能编出什么‘赫鲁晓夫亲自’邀请他之类的故事。他反复地说：‘杰米，你必须对我说真话，是你邀我加入代表团，这只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问了一遍又一遍。这真是令人讨厌。噢，就在这时候，俄方的译员走了进来，她是来看看我们当晚的事是否都已准备妥帖，并来道别的，因为第二天一早她将不再为我们送行。她是个约摸二十或二十二岁的姑娘，有一双灰色眼睛，留着金黄的长辫，长得非常漂亮。我敢说代表团的每个人都爱着她。她几乎要累垮了，因为整整二个星期陪伴照顾三十位英国教师参观博物馆啊学校啊什么的，可不是件轻松的事。然而哈里却突然觉得机会来了。他拉过一把椅子，便说道：“奥尔加同志，请坐。”那口气叫人没法回绝。我知道他接着会干些什么了，因为他正从身上口袋中掏出一份份文件资料，并一一放在桌子上。我想阻止他，可他只是朝着门点点头。哈里朝门点头，就是示意我出去。于是，我只好回到自己房间，坐下来抽起烟，慢慢等着。那时差不多已是凌晨一点钟光景了。我们得在六点钟起床，以便七点钟坐车去机场。六点钟的时候奥尔加走了进来，她因困乏不堪而脸色苍白，并确确实实显得十分困惑不解。是的，这个词最贴切了：困惑不解。她对我说，“我来是想告诉你，我觉得你该关注一下你的朋友哈里，我觉得他不大对劲，他兴奋过度了。”噢，我于是对奥尔加说了哈里加入国际纵队去西班牙作战的经历，他的英雄事迹，我还额外编造了两三件这样的事，奥尔加听后说：“是的，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个很好的人。”她随之几乎要打出呵欠来了，于是赶紧告辞去休息，因为第二天她又得接待来自苏格兰的一个热爱和平牧师代表团。随即哈里进来了。他像鬼一样面容憔悴，精神沮丧，仿佛他生命的整个支柱都倒塌了。他对我说了一切情况，我则不断催促他快些，因为我们马上得动身去机场，自从昨天晚上以来我们都还没有更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