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3/24页）

六、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正两情相悦。她是出于爱的饥渴，他却只图有个宿处。一天下午，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得出去看看——”但在她听着那番冗长的具体解释时，她知道这不过是借口，因此心中十分失望。她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他却突然高声大笑起来，寻衅似的说：“你真够开放的。”她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开放？我可不会守住你不放，别让我成为那种美国女人。”他很晚才回来，上了她的床，她刚醒来，便凑近他。她感觉他的两臂审慎而有节制地围着她。她知道他并不想做爱。尽管他在她胯下频频摇动（这幼稚的动作令她很生气），但他的阳具软绵绵的。她没好声气地说：“我太困，想睡了。”他停下不动了。她感到不好受，怕伤了他的心。猛然间她觉得他的阳具勃起了。她很感惊愕：就因为她拒绝，他竟非要做爱不可了。但因为她确实爱他，因而便凑了过去。云雨过后，她知道，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完成了一件事。她凭直觉，尖刻地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竟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刚才是在和别人做爱。”他立即说：“你怎么知道？”随即，就好像他没有说过“你怎么知道”似的，他说：“我可不是和别人做爱。这只是你的想像。”后来，因为她始终不吭声，显得紧张痛苦而可怜，他赌气地说：“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你得明白，我不把它当一回事。”这最后一句话使她觉得自己受了贬抑，如遭毁灭的打击，仿佛她已不再是个女人了。

七、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四处流浪的男人偶然来到一位他所喜爱并需要的女人家中。他是情场老手，见识过许多渴求爱的女人，通常他约束着自己。但这次他诉说的话，他显露的感情却若即若离，因为他一时需要她的柔情。他与她做爱，但对他来说，这番颠鸾倒凤与他以前经历过的上百次寻欢作乐没什么不同。他意识到他原只求有个暂时的安身之处，现在却受了羁绊，落入他最怕的处境：一个女人对他说，我爱你。他赶紧与她一刀两断。以朋友的身份分手，并庄重地说了再见。他一去不回。在日记中写道：离开伦敦。安娜颇多责备。她恨我。算了，这事让它去罢。几个月之后，日记中记载的另一条，既可以读做：安娜结婚了，很好。或者读作：安娜自杀了。可惜，一个好女人。

八、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女艺术家——画家，作家，究竟是什么无所谓——独身生活着。但她的全部生命都是为着一个不在她身边的男人，她一直在等着他。比如说，她的公寓很大，她的心中老是晃动着那个将进入她生活的男人的身影。于是不再画画或写作，然而在她的心目中她仍是“艺术家”。最后有一名男子进入了她的生活，那人也是个什么家，只是还没有真正成为艺术家。她作为“艺术家”的个性影响着他，他从中汲取营养，模仿创作，仿佛她是向他提供能源的电动机。最后他渐渐成熟，成了真正的艺术家，而她灵魂中的那个艺术家却已死去。一旦她的艺术生命已经枯竭，他便离她而去，他需要具有艺术家素养的女人，为的是从事创作。

九、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美国的“前赤色分子”来到伦敦。他没有钱，没有朋友，他的名字上了影视界的黑名单。伦敦的美国侨民，或毋宁说，伦敦的美国“前赤色分子”侨民，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最早批评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的人，而他们要过三四年后才敢作那样的批评。他去找他们请求帮助，他觉得既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们会忘了以前的仇隙。但他们对他的态度，依然如当年他们是本分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时一样：他依然是一名变节者，尽管他们的态度早已改变，尽管他们现在还因为自己未能早一些脱党而常常捶胸顿足地后悔不已。一种谣言开始在他们之中传播，某个以前曾固执地拒绝批评，现在却歇斯底里地捶胸顿足的党员，散布谣言说这位新来的美国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这些侨民们宁肯相信这条谣言，拒绝给予他任何友谊和帮助。在排斥这位同胞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地大谈什么俄国的秘密警察，反美调查委员会的所作所为以及一些前赤色分子中的告密者等等。这位新来的美国人自杀了。他们随即坐在一起回忆过去的政治事件，从中寻找厌恶他的理由，以求摆脱内心的愧疚。

十、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由于某种精神状态，丧失了时间感。显然，用电影可以绝妙地表现这种事。而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写这个题材，因此想它也没有什么用。但我仍不由自主地构思着。某个人丧失了“现实感”。正因为这样，他却拥有了比“正常的”人们更深切的现实感。今天戴夫随意地说了一句：“你的那个人，迈克尔，他抛弃了你，但你不该让自己受这事的影响。要是你就因为那些愚蠢得不要你的人而弄得自己心灰意懒，你还算个什么人呀？”他说这话好像迈克尔现在还在拒绝我，而不是许多年前的事。当然他是在说他自己。一时间他也成了迈克尔。我的现实感晃动起来，支离破碎了。但有些很清楚的东西依然存在，没有改变，那是某种启示，尽管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评论属于蓝色笔记，不属于这一本。）

十一、一则短篇故事：

两个人在一起，相互间不论是什么关系——母子、父女、情人，那都无所谓。其中一个极为神经质。这神经官能症患者将他的或她的病症传给另一位，那一位取而代之，结果患者痊愈了，而健康者反而病了。我记得苏格大娘给我讲过某个病人的故事，一位年轻人来找她治病，他断定自己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症，可她检查不出他有什么病。她请他把自己的父亲带来。全家人一个又一个，先后五个人来到她的诊察室。她发现他们全都正常。后来那位母亲来了。她外表看来“正常”，实际上有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但她将病症遗传给家人，尤其是她的小儿子，以此维持自己的平衡。最后苏格大娘为那位母亲治疗，尽管把她请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那位最先来的年轻人，很快感到身上的压力消除了。我记得她说过：是的，经常是这样，那位全家或整个团体中最“正常”的成员，才是真正的患者，但只是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性格，他们倒挺过来了。而性格软弱的，则传承了他们的病症。（这类评论属于蓝色笔记，我必须把它们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