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 附录二（第4/7页）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观察。吴仁民在《电》里成为一个长者。他有了经验；经验增进他的同情；绝望作成他的和平。

直到如今，我们还听得见关于革命与恋爱的可笑的言论。没有比这再可笑的现象了：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恋爱含有精神的活动，然而即令雪莱再世，也不能否认恋爱属于本能的需要。如果革命是高贵的，恋爱至少也是自然的。我们应当听其自然。那么，革命者应当恋爱——和别人一样。明临死吐出他一向的疑问道："我们有没有这——权利？"义务的观念磨难着他。吴仁民安慰他而且解释道："为什么你要疑惑呢？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犯罪。在这一点我们跟别的人不能够有大的差别。"

在理论的发展上，这《爱情的三部曲》实际在这里得到了它最后的答案。答案的一个例子是恋爱至上主义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我知道我活着的时候不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

另一个更其圆满——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吴仁民与李佩珠的结合。我得请读者多看一眼《电》的第六章，这一章写的那样真实，而又那样自然。这里是两个有同一信仰的男女拢在一起，我几乎要说两位领袖携手前行。恋爱增加他们的勇气，让他们忘记四周的危险。他们有的是希望："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常升起来的。"即使对于他们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们的信仰也不会因而动遥"我不怕……我有信仰。"

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里说的："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不谋而合吗？我不晓得他们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吗？幸福的人们，幸福的巴金。

双十节转录天津《大公报》文艺栏）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由

——答刘西渭先生朋友：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你。我称你做朋友，你应当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疏远的称呼。除了我的《爱情的三部曲》外，你也许还读过我的散文或杂文，你也许还认识我的一两个朋友，从这里你应该明白"朋友"两个字在人的生活里的意义。我说过我有许多慷慨的朋友，我说过我就靠朋友生活。这并不是虚伪的话。我没有家，没有财产，没有一切人们可以称做是自己的东西。我有信仰，信仰支配我的理智；我有朋友，朋友鼓舞我的感情。除了这二者我就一无所有。没有信仰，我不能够生活；没有朋友，我的生活里就没有快乐。靠了这二者我才能够活到现在。

你说我是幸福的人，你还把我比作一个穷人，要来为同类争取幸福（我佩服你这比喻作得好。）。对你这些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刚刚写好《爱情的三部曲》的总序，在这将近三万字的文章里（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长的序），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我说明我为什么要写那三本书；我说明我怎样写成它们；我说明为什么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特别喜欢它们。你如果读到那篇文章，你可以多少了解我一点，你也会知道对于你的批评我应该给一个什么样的答复。但是那篇文章到现在还不曾排印出来，所以我不得不先给你写这封信。这一年来我说过要沉默，别人也说我沉默了。

但是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只要咽住一个字也会缩短我一天的生命。倘使我不愿意闭上眼睛等候灭亡的到临，我就得张开嘴大声说出我所要说的话，我甚至反复地说着那些话。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只是拿着一管"万年笔"在纸上写字，事实上我却是一边写一边念的。这时候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这个"家"据那位朋友自己说，"为了那灰暗的颜色，一个友人说过住不到两月就会发疯，另一个则说只要三天就可以成为狂人。"朋友的话也许可靠。现在他到天津去了，留下我和一个厨子看守这南北两面的七间屋子。厨子在门房里静悄悄地睡了。南房在黑暗中关住了它的秘密。我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北屋里，周围是灰暗的颜色。在铺了席子的书桌上，一只旧表一秒钟一秒钟单调地响着。火炉里燃过的煤的余烬穿过炉桥的缝隙无力地落了下来。在一排四间屋子里就只有这一点声音。正如我在《雨》里面所说，一切都死了：爱死了，恨也死了，悲哀和欢乐都死了。这时候我也想闭着眼睛在床上躺下来。然而我不能够。我并不曾死。甚至这个坟墓一般的房间也不能窒息我的呼吸。我不能够忍受这沉寂。我听不见一点人的声音。但是我自己还能够说话。所以纵然只有自己一个人，我也要大声念出我所写的那些句子。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整个存在都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做一个在暗夜里叫号的人——我的力量，我的悲剧就全在这里了。

我说到悲剧，你也许不会相信，作为批评家的你不是说过"幸福的巴金"吗？幸福，那的确是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东西，但正如你所说，我是企图"为同类争来幸福"，我并不是求得幸福来给我自己。在这一点我就看出你的矛盾了。为同类争取幸福的人自己决不会得到幸福。帮助美国独立的托马士·陪因说过："不自由的地方是我的国土，"这比较说"：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国土"的弗兰克林更了解自由了。

有信仰的人一定幸福；巴金的小说里充满着有信仰的人，全是些幸福的人，所以巴金是幸福的。朋友，你就这样地相信。但是信仰和宗教中间究竟有一个距离。基督教的处女在古罗马斗兽场中跪在猛兽的面前，仰起头望着天空祈祷，那时候，她们对于就要到来的灭亡，并没有恐怖，因为她们看见天堂的门为她们而开了。她们是幸福的，因为她们的信仰是天堂——个人的幸福。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却是众人的，甚至要除开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在于光明的将来，而这将来我们自己却未必能够看见。革命者和教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革命都有激情，而在教徒，激情就是犯罪。激情是痛苦的泉源：信教者的努力在消灭激情，而革命者则宝爱它。所以在革命者中间我们很少看见过幸福的人。殉道者的遗书也常常带着悲痛的调子。他们并不后悔，但是他们却对父母说："请原谅我"；对同志说："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望你们记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