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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元不再说什么，一扬脖，将咖啡全倒进肚里。大声嚷，算账。

侍者将扣在桌上的帐单翻过来说，两杯牛奶冰激淋，一杯香草冰激淋，一杯热咖啡，加上服务费一共是三块大洋，先生。

母亲一听，腿有点儿发软，她做补活，两个月不吃不喝也挣不了这些。陈锡元说，三块，你怎不要三十？我上“东来顺”吃涮锅子，八个人也没吃了三块大洋！

侍者说，上面都有价格，我们是明码标价，先生。

陈锡元悻悻地付了账，临走捏起三面小旗子说，这个归我，它们跟冰激凌是一式儿的。

侍者说，AS YOU LIKE IT。

陈锡元说，说中国话！

侍者说，随便。

出了起士林，陈锡元和姐姐站在马路对面早点摊跟前，大口嚼着烧饼果子，大口喝着热豆浆，烫得直吸溜，热烈而酣畅。混混儿隔着马路问，您老在小白楼吃的嘛？

陈锡元从怀里摸出三面国旗，在手里摇晃着说，爷们儿今儿个吃了三个德意志！

博美听我说完天津的故事，笑得直不起腰来，说我讲得比她太太讲得精彩多了，不愧是写小说的。她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请她的太舅爷到现代的西餐馆来，要不一定是件比上起士林还有意思的事情。我告诉博美，陈锡元上起士林并非只是去开洋荤，他是有想法的。博美问有什么想法，我说，你太舅爷在上天津的时候就预感到他这个巡警工作干不长，新鲜劲儿一过他立刻觉出这不是他能干得了的差事，他告诉姐姐，他的那个班长在街上逮来“坏人”，也不打，只是在太阳地里晒，夏天只需一个下午，就蔫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冬天也一样，把人剥光了，放到院里去冻，不到两个时辰，头脑就不清楚了，你问什么他招什么，你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他说是他帮着打的；你说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说他也在其中。警察逼供了么？没有，打人了么？没有……总之，这个行当有点儿缺德。

也的确，三年后陈锡元在朝阳门吉市口开了一间门面的酒铺，他的酒铺颇有起士林之风，小桌上铺着补花桌布，这绝对比起士林高级，起士林充其量不过是白桌布，我舅舅的是带补花的，这些桌布都是我母亲给他做的，母亲倾其全部手艺支持她的兄弟开店。桌上也明码标价地搁着一份MENU，里边分类标着二锅头、衡水老白干、竹叶青；拌豆腐丝、开花豆、花生米，也标着汽水和烂肉面。汽水是东边冷饮摊上的，烂肉面是西边小面馆的，有人点，隔着门嚷一声就给送过来了。另外，陈锡元还请了烫着飞机头的女招待，女招待穿着带花边的白围裙，用盘子托着（是托，不是端）酒壶，花蝴蝶似地在铺子里飞。女招待绝对是良家女子，姓常，我的舅妈。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的舅舅干了不少行当，到老了最终还是没有离开餐饮业，“文革”期间先在某单位食堂卖饭，后来调双井小吃店炸年糕，退休的时候是南小街烧卖馆卖票的……老人家深深地爱着这一行，无数次地被评为先进，除了历史上当过伪警察那段经历说起来让他舌头有点儿发麻以外，其它都很理直气壮。他历年的奖状都在家里的墙上贴着，跟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把人往墙上引，逢人赞美，便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起士林精神。

三杯冰激淋，影响可谓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