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麦子的确知道我们。

1969年在陕北,最大的问题是饿,不是不够吃,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

我们是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30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我们按时到刘家河公社去取,这是国家对插队知青极大的照顾了。驮粮的时候我们一个不落,倾巢出动,早早从发财爹那儿赶出灰叫驴,打打闹闹沿着崎岖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着我们,黑子是我们从村民王赶赶家抱来的小狗,来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硬是用面汤喂大,现在已经很有点儿狗样了,一身毛在阳光下缎子般地闪光,线条极佳,叫声也响亮。黑子随着我们跑前跑后,明亮而欢快,成为我们驮粮队伍的一道风景。队伍转过山峁逃出发财爹的视线,老二立刻爬上驴背,在驴背上拉开山大王的架式,高唱“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们几个没有骑光板驴的能耐,只好揪着驴尾巴走。叫驴也很重视这趟差事,平日倔而佞,不好使唤,但只要去公社驮粮,从来都是乖乖儿的,让走就走,让停就停,连臭屁也不放。在公社我们可以用从北京带来的全国粮票买烧饼,一人四个,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叫驴和黑子的,黑子的减半,吃四个烧饼得把小狗撑死,多出两个给发财捎回去,以示我们的友情,感谢他的关照。驴驮粮食是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应受到好招待。给驴和狗吃烧饼,把发财爹心疼的,骂我们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说我们要遭报应。我们不相信报应,我们相信平等,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说过,在水沟里草履虫的生命和人一样高贵,草履虫都高贵了,何况是驴和狗。

驮回来的粮食搁在我们窑里,由老大张秀英看管,老大人老实,话也少,女生窑里原本四个女生,一个回去养病了,得的病很时髦,抑郁症,平时也看不出哪儿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郁,脸冲着墙一坐一天,不说一句话。支书怕她自杀,让她回去了;另一个她爸爸是个造反干部,写了个条子,就调县里当播音员了。窑里就剩了我和老大,一条可以睡七八个人的大长炕,我们俩一头一个,中间是空空荡荡的炕席,谁不挨着谁。我俩都没有靠山和后门,老大出身工人世家,根红苗正,她爷爷参加过长辛店“二七”工人大罢工,她爸爸是铁路信号厂六级车工,她本人当过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队员, 当过“西纠”的老大别看人高马大,站在那里女拿破伦似的威武,胆子可比谁都小,她最怕的就是鬼,在她的眼里,满世界都是鬼。老大一到天黑就不敢出门,最怕过坟地,她说天一黑,坟里的鬼就会出来,在自己的坟堆上坐着……老大那个工人爸爸名声好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其实什么也不领导,一点儿权利也没有,购货本上半斤白糖二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两碱面,他不比别人多一分一毫,上班就知道摇手柄车螺丝帽,这样的爸爸写一百张条子也没人把他闺女折腾出去当播音员!

我尽量将自己的情况讲述得简单,这主要是得益于莫姜的真传,得益于大秀的点拨。在莫姜事件后不久,父母亲就去了,是一块儿去的。父亲一辈子喜欢远游,这回是带着母亲走了,两个人吃了安眠药,睡过去没醒过来。父亲这趟远游是游得远了,再也回不来了。

其实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人家国务委员都拉出来游了街,照样吃喝不误,他一个政协的,让几张大字报,一个莫姜乱了分寸,匆匆忙忙奔往他界,划不来!填写出身的时候,依照大秀的嘱咐,我填自己的出身是“自由职业者”,谁也说不清“自由职业”是个什么职业,但提起父亲母亲总要费些口舌解释他们为什么同一天死,当然,最好的解释是“煤气中毒”。

在知青中,我的年纪大,因为听话,肯吃苦,会写批判文章,能整材料,当了知青点的“点长”。到农村第二年,上边给支部下达了“知青火线入党”的指标,各村都有,必须完成,硬任务。村支部有意发展我入党,介绍人是发财和他爹,两个农民介绍一个“自由职业”加入党组织,挺有意思。

回过头来继续说吃。

管粮的老大根本管不住粮,她管的只是领粮的粮本,饭是大家轮着做,两人一天,谁做饭谁舀面 ,舀多舀少全凭感觉。做饭是大家都乐意干的活,不出工白记分,男的十分女的八分,年底按分分红,分的结果是每人倒找队里多少多少钱。

我们每人做饭都使出了看家本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饭便做得空前绝后,花样翻新,非后顺沟的土农民可比。粮食驮来的前十天,我们的饭桌上比较充盈,烙饼馒头干面条,往死里撑,不撑得肚子疼不叫吃饱;当中十天吃得比较简约,比较柔软,稀粥糊糊疙瘩汤,老五说这叫“哄上坡”,看来吃得撑,拉着车上到峁顶就泄没了;最后十天是“自力更生”,我是点长,我郑重宣布,自今日开始,像《地道战》一样,咱们得“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了。

话说得含蓄,可是意思很明白,“各自为战”就是自己找饭辙。

我们的“辙”有三条路,第一是串门,事先侦察设计,潜入到村里各家各户,有一搭没一搭地待着,到了吃饭时候腆着脸不走,有你一碗就得有我一碗,实际就是蹭饭,用文化人的词汇叫“打秋风”;第二是串队,附近各村都有知青点,前顺沟、段家河、甘谷峪、阎王砭,方圆百里都是朋友,串队是常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知青们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哪儿来的,只要是知青一律管吃管住,住三五天也行,住十天半月也行,完完全全的共产主义供给制。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串,他们也到我们这儿来逛,各点背粮的时间不相同,大家又都是好脸面的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只要有人来串队,物质倾囊而出,毫不吝惜。这点我们后顺沟做得最为突出,众人俱称我们是绿林领袖,是黄土地上心肠最热的哥们儿;第三就属于我们集体的“创收”了,“创收”是这个世纪才兴起的词汇,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被我们秘密使用了,是土地和饥饿赋予了我们后现代式的词汇灵感,我们真是了不起的一群。所谓“创收”,简单说就是“捎带”,我们捎带的内容很丰富,这里不一一介绍。古人“为长者讳”,我们为自己讳,这里面有一个尊严和脸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