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妻（第2/8页）

从汉州到上海，每天有两趟车，一趟是凌晨一点钟，一趟是中午十点钟。由于临近假期，两个车次的卧铺都已早早售完了，她只好从票贩子那里买了两张，是凌晨一点钟的票。在国外访学期间，她的导师Umberto（恩贝尔托）先生教育她要掌握所谓的“符号感知”能力，也就是“只凭动作鉴别信息”。但是，在混乱的汉州火车站广场巨幅的液晶广告牌下，尽管那个票贩子以女儿的名义发誓车票不假，她还是吃不准它的真伪。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祈祷它是真的。捏着那张高价车票，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把这事告诉丈夫。不说吧，他肯定会把这看成偷袭；说吧，他肯定会觉得她不可理喻。

后来，她还是决定告诉他。她相信，丈夫没有理由胡搞，像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人，他到哪里去找呢？除非他瞎了眼。如果他真的瞎了眼，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离掉就是了。不管怎么说，主动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根本犯不着去看对方的脸色。当初去意大利的时候，她也只是象征性地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最后还不是由她说了算？这么想着，她都有点同情对方了。是啊，说穿了，我到上海看他，就是对他的恩赐。随即，她便想象丈夫正在出站口迎接自己。上海正是梅雨季节，所以他手中还应该有一把伞。为了与年轻漂亮的妻子相配，他还新染了头发。他的另一只手也没有空着，正挥舞着一束鲜花……这些美好的情景深深地激励了她，所以还没有走出车站广场，她就掏出手机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她告诉他，车票已经买了，买了两张。她说，因为她听出他在咳嗽，还有那么重的痰音，她很不放心，临时决定去看看他。这一次，轮到丈夫感动了，他说自己只是轻微的头疼脑热罢了，很快就会好的。劳夫人的大驾，他实在过意不去。

打完电话，她的心情好多了，出气也均匀了。在车站超市，她买了几只薄如蝉翼的内裤，夏奈尔牌的；她还顺便逛了逛超市里面的书店，她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新版的《朦胧诗选》，里面收录了丈夫在知青时代写的两首诗：一首《向往未来》，还有一首就是与避孕套同名的《风乍起》。她想都没想，就把它买了下来。到了晚上，她歪在沙发上翻着那两本书，同时命令小保姆给她的手指甲、脚趾甲涂上蔻丹。她睡得很香甜，连儿子尿了床都不知道。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也为了和儿子联络感情，早上起来她上街给儿子买了一套衣服，还买了一顶新式的遮阳帽，上面印着预祝北京申奥成功的五环图案——以前她总是觉得举办奥运是劳民伤财，可这会儿她觉得如果真的申办成功，她和丈夫一定以儿子的名义为奥运捐款。在超市门前的小摊上，她还看中了一把瑞士军刀。她想，见到丈夫以后，她可以告诉他那是在意大利买的，地道的瑞士货，为的是他多吃水果。但回来以后，她就接到丈夫的电话。

丈夫的声音很急切，他说早上起来，看到了邮差送来的引弟写给儿子的信。引弟和他离婚以后，调到了老家的一所乡村医院。那封信就是用医院的信封寄出的。在信中，她问过了儿子的学习和生活，嘱咐完儿子要听爸爸的话，然后说她答应儿子的要求，不久就来上海和儿子一起过儿童节。现在已经是五月二十九号，再过两天就是儿童节了。他说，看过信，他赶紧和前妻所在的医院联系，医院里的同事告诉他，引弟前两天就请了假，到汉州去了。

“她还不是想见你？”

“瞧你说的，她不恨我就是好的了。她就是想儿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现在她应该在汉州。为什么？因为济州没有来上海的车，她只能在汉州上车。你最好能见到她本人，劝她别来了。你可以向她说明儿子放了暑假，我就把儿子送到她身边。”

“你的引弟姐姐怎么会听我的？”

“她当然会听你的。”他说，“她善解人意。她以为你还在国外呢。如果她知道你回来了，她是不会来的。”

这句话让杜蓓很不舒服。她马上想到，她出国期间，引弟一定去过上海多次。她每次都在他那里住吗？哦，这还用问！我简直傻了，因为这几乎是肯定的。想到这个，杜蓓就想把话筒扣掉。不过，她没有这么做。稍事停顿之后，她对丈夫说：“还是她看儿子要紧，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她吧。”

他显然急了，告诉她不要胡思乱想。她听见丈夫说：“就算我求你了，请你看在孩子的面上，劝她最好别来。她来了，孩子心里会有波动。孩子要考中学了，搞不好会考砸的。果真如此，她的后半辈子都会难受的。你就这么给她说。”

“汉州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她呢？”她说。

接着他就提到了北环以北的丰乐小区。那里住着他和前妻共同的朋友。那个朋友是一家社科刊物的编辑，早年曾与丈夫一起在济州插队。她与丈夫结婚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曾来道贺。朋友的妻子烟瘾很大，门牙都抽黑了，也很能喝酒。当她得知朋友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的时候，她曾委婉地劝她少抽一点。朋友的妻子笑了，说自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过后她才知道，朋友的妻子有过两次早产，对自己能否顺利生下孩子，并不抱什么希望。那个朋友对妻子很体贴，还主动地给妻子点了一根烟。杜蓓记得，当时他们还带来了一瓶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与酒配套的那个梅花钻形状的启瓶器，她至今还保存着。丈夫调回上海时，朋友又在豪华的越秀酒家设宴为他送行。朋友的妻子没来，据说带着女儿到外地度假去了。那天他们都醉了，醉得就像餐桌上的对虾。现在丈夫告诉她，如果不出意外，引弟就住在那个地方。丈夫还说：“本该由我来劝阻她的，可我的电话簿丢了，无法给朋友打电话了。”

如果不是儿子的哭声提醒了她，她都感觉不到车队已经开始蠕动了。随着哭声，她看见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抬着一个帆布担架从车边经过，担架上的人已被盖住了脸，无疑是死了——大概是淹死的，因为垂在担架外面的手又白又胖，就像农贸市场上出售的注水蹄髈。当然儿子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死了人，而是因为白衣天使，儿子最害怕的就是打针，看到白衣天使就像神学家看到了世界末日。与此同时，她看见一辆清障车拖着一辆警车驶了过来，掀起的泥浪足有半人之高。因为来不及关上窗户，杜蓓被飞进来的泥点溅了一身。

一枚棋子往往决定一盘棋的输赢。如果她当时发作了，那么她很可能要在马路上过夜了。杜蓓当然没那么傻，当她看到第二辆清障车即将驶过来，车上还架着摄像机的时候，她立即决定向它们求救。她蜷起腿，拉开车门，随时准备跳下去。同时求救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个子比她高、嗓门比她大，但清障车最后注意到的却是她。这自然是她的风度、美貌和微笑起了作用。拦道之时，她挥手的姿势就像在讲台上随着妙语而打出的手势，就像对镜梳妆时的理鬓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优雅和从容。还是那个摄影记者说得好：“夫人，你的镜头感太好了，既显示了市民良好的道德风范，又显示了警民一家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