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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和杨红在五楼的小舞厅里大出了风头。“我们一上场，就把别人给镇了。”杨红后来对我说。小舞厅里人不算多，大概有十几对。他们进来的时候，那帮人正跳着呢，有一个女歌手（我后来见到了这个女人，她曾获过电视卡拉OK大赛的荧屏奖），正在小台子上唱那首正火的《春天的故事》。他们身边的电视上，董文华的嘴巴正深情地一开一合，她不发音，发音的是那个在台子上边唱边摇摆的歌手。在昏暗的光线下，那个歌手浑身乱扭，好像身上长了虱子。这首歌杨红也会唱，她想上去和那个人合唱，被马恩拉住了。马恩说：“待会咱们俩合唱吧。”那个歌手唱完，他果然和杨红上去唱了，唱的还是《春天的故事》。可是唱着唱着，他们都觉得不过瘾，就扔掉话筒，边唱边跳了起来。一开始，他们跳的还是慢四步，后来，这首曲子还没完，他们就跳起了探戈，然后又跳伦巴。有那么几对，竟然跟着他们学了起来。“没办法，我们跳得太好了。”马恩对我说。杨红的说法和这差不多，“我们跳得可以上电视的，上不了中央台，上省台是毫无问题的。”

他们在上面出够风头之后，又杀到楼下来了。与此同时，二庆正在房间里和一个女人搞价。侍者给他叫来的女人，胃口大得很，开口就要二百元。二庆有点不高兴，说：“咱们总不能搞特殊化。别人都是五十块钱一次，你干吗要二百块呢，你这不是坑人吗？”那个女人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要不要先看看货。”这一看货，二庆就知道自己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已经当不了自己的家了，还没待女人伸手要，他就把钱塞到人家的身上。事后，二庆说过一句话，在此先顺便提一下，他对马恩说：“马恩啊，我二庆总算没有白活，我也算是结过婚的人了。”他说漏了，直到这个时候，马恩才知道，虽然二庆的嘴骚得很，可他还是一个童男子。二庆“结过婚”，来到楼下找马恩的时候，马恩和杨红跳得正欢着呢。对马恩和杨红来说，他们跳着跳着就进入了迷狂的境界。在无边的迷狂中，他们都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最初相恋的时刻。杨红后来对我说：“我们真想那样一直跳下去，一直跳到来世。”

可二庆打断了他们。二庆找到他们，拉了他们一下，说：“该走了。”马恩看到二庆的神情有点不对劲，他以为二庆发现了什么苗头，就镇静了一下，朝周围看了看。他看到大厅里的人大都退到了一边，只有少数人在他们身边跳着，边跳边看着他们。“哥儿们该走了，”二庆又说，“我已经结过婚了。”马恩没弄明白他的意思，还以为他说的是什么暗语呢。“结婚真是美啊。”二庆凑近马恩的耳朵说。马恩还是不明白二庆的意思。他拉着还沉浸在那种虚妄情景当中的杨红，来到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口。马恩后来对我说：“我当时还以为陈栓保被发现了，警察找上门来了呢。”他当时确实有点紧张，他拉着杨红来到楼梯口，低声问二庆是怎么一回事。“别紧张，慢慢说。”他对二庆说，二庆一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平时说惯了污言秽语的家伙，这时候看见杨红在旁边，竟然有点不好意思。在马恩眼中，二庆的举动怎么看都不对劲。刚好电梯在他们身边打开了，马恩带头进了电梯，杨红和二庆跟着走了进去。电梯里已经进去了两个人，马恩对他们说：“放明白一点，给我出去。”马恩的声音历来具有一种天然的威力，他的这句话立即奏效了，那两个人哈着腰笑了笑，出去了。电梯直奔楼顶，二庆看着这个阵势，一时也糊涂了起来。他反而觉得不敢讲他那乌七八糟的事了，六神无主地看着马恩。当马恩最终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说：“回去把你那截脏东西好好洗洗，别他妈的还没有去香港呢，就已经烂掉了。”二庆这时候已经缓过神了。一缓过神来，他就要吹牛：“怎么可能呢，她还是个处女，疼得哇哇乱叫哩。”二庆这么说，手胡乱地比划来比划去。“够了。”马恩说。二庆这才闭上嘴，手抱在胸前，眼望着自己的脚，摆出一副低头认罪的架势。

他们从海鲜城出来的时间，是凌晨一点多钟。对这一点，他们三个人的说法是一致的。县级市的夜晚，许多手扶拖拉机、卡车，拉着钢筋、砖头和水泥管子，在街上跑来跑去的。街边正在盖的楼房在杂乱的车灯的扫射下，也显得混乱不堪。二庆在跟着马恩学修摩托之前，曾跟着一个包工头在郑州打工，所以他经常给别人说，他盖过几幢楼。他也这样给杨红吹嘘过。马恩对杨红说，如果二庆再在你面前吹牛，你就说，把你盖楼挣的钱拿给我看看。马恩说，你这么一说，他就哑巴了。马恩说的没错，二庆以后果然不在杨红面前吹这个牛了。二庆跟着包工头干了三年，拿到的钱刚够吃喝，包工头把民工们的钱席卷一空，跑到香港炒股票去了，在香港的股市上栽了个头破血流，从楼上跳了下去，灵魂上了重霄九。后来二庆遇到了小学同学马恩，如果不是马恩收留了他，他这个无业游民现在还像狗一样在街上游逛呢。现在，他们在街上走着，马恩觉得有必要提醒二庆，让他回想一下他以前过的那种猪狗般的生活。可没等他提醒，二庆自己就说了起来。“马恩，一看到这些楼，我就想到了我以前过的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放心好了，你指到哪里，我就打向哪里。”二庆这张嘴是油了点，可他说的基本上还是真话。多天之后，我在牢里见到二庆的时候，二庆虽然遗憾自己还没有享到福就被逮住了，可他对跟着马恩干事并无怨言。他对马恩的忠诚，我说给了马恩听，马恩听了之后并不吃惊，他对我说：“那当然，在二庆眼里，我就是个领袖，我是为他谋福利的嘛。”

二庆回到东交民巷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钟。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得去搞枪。既然已经夸下了海口，他就得搞到，搞不到是没脸见马恩的。他并不是怕挨马恩训斥。他现在担心的是，搞不到枪，马恩就可能取消这个计划，而计划一旦取消，那就意味着他将跟着马恩过穷日子。从杨红的口中，他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剩下的钱还不够买三张飞到广州的机票，甚至还不够支付他这几个月的房租。他又想起了今天晚上让他开了荤的那个女人。开一次就还想开第二次，没有钱开个屁。说来说去，没有钱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甚至连女人也干不成，这不是太荒唐了吗？他在牢里对我说：“我不是没有想到死。可我又想，马恩肯定盘算好了，马恩办事向来麻利，一般是不会出错的。如果真的没有弄成，那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干革命还能没有流血牺牲？”说这话的时候，他脖子一梗，一副硬汉子的形象。他的这个形象一直保持到了刑场，直到开枪前那几分钟，他才像鼻涕那样软下来，人们不得不把他提溜起来，以便朝着他那长着青春痘的眉心来上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