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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有意嘲弄他，他身后的不远处，有一家现代化的灯饰城，橱窗里金碧辉煌的各种灯饰，像盛宴中的贵人一般珠光宝气，不可一世。

但好在他已看不到这番情景。他最近一次看到阳光，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之后，他便再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样东西，连梦里也不例外。

之前，他是个非常好的油灯匠，他做的油灯既好看又省油，只要一送到城里，很快便能一销而空，他的妻子，就是卖油灯娶的。

眼瞎手却没瞎，在黑暗世界中，他开始摸索着做油灯，不知砸破了多少次手掌，划破了多少次手指，他终于顺利地做出了一盏灯，由妻子送到城里去卖，一送就是十几年。

之后，城里有了电灯，就往乡镇送，直到乡镇也有了电灯。

油灯卖不出去的时候，妻子渐成了老伴。老伴不忍心告诉他油灯卖不出去了，只一个劲将油灯送出去，在亲戚家里借屋堆起来，然后到城里贩鸡蛋，把卖蛋赚来的钱交回他手上。到老伴逝世那天，油灯整整堆了三间屋。

老伴死的时候，队上要定他作五保户，他不愿意，他说他有手艺，能养活自己。队长沉吟了半天，就走了。

老头就加班加点地做油灯，对他来说，白天和黑夜都一样。做好之后，就托队长送他到城里，他想亲自卖一次油灯。

城里人像看外星人一样地看他，指指戳戳，像看滑稽戏。幸喜，这一切他都看不到了，我说过，他最近一次看到城市已是在四十年以前了，他只觉得身边这个城市里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陌生。他感到有些没底。

之后，就有人来问油灯的价钱，接着，又有人买了。盲老人觉得暖烘烘的太阳照得他暖洋洋的，使他体会到久违了的温暖。

油灯很快就卖完了。

盲老人快乐地笑着，他想：等队长来，一定好好请他喝一盅。喝完，回去加把油再干……之后，每月月初，盲老人就会在城里出现，每一次，在离他不远处，总有一个中年人在向人们发钱，希望人们能去买一盏油灯，这人便是队长，他要用老人乐意接受的方式，给他发五保户生活补助……

猪儿的理想

猪儿是宏顺的小名，因为长了个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农村不相称的胖身子，所以人们都叫他猪儿，久而久之，连他自己也管自己叫猪儿了。

在我们心目中，猪儿被叫成猪儿的理由不仅仅由于他的长相，他的许多举动的确只能让人把他和猪联系在一起。譬如玩游戏，只要猪儿在，扮坏蛋的就非他莫属，“坏蛋”这个概念，对70年代的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相当于90年代的孩子们对“穷鬼”这个概念的感受。宏顺几乎每一次都不情愿当坏蛋，小伙伴们就威胁说只有你长得像坏人，你不当谁当？我们想当还当不了，哪一个坏人瘦得像猢狲？你若不干，大家干脆别玩了。这种威胁对宏顺绝对管用。

猪儿读书的难度绝不亚于真把一头“架子猪”弄进教室。教室是半间牛棚隔成的，农村孩子顽皮，木桌椅几天就被折腾成了“残废”，独这石桌，小猴崽子们再顽皮也拿这些“显考显妣”们没有办法。这些石桌子不仅结实，而且夏天一坐冰凉冰凉的，但冬天一到，就显得有些不近情理了，不弄几把草垫上就没法坐，农村孩子衣服薄，冷得蜷成一团，像立着走的海马。冬天在教室里能睡着觉的，除了宏顺就没第二人了，对宏顺来说，书就仿佛是催眠药，使他原本就多的瞌睡成倍地长，有时，他的鼾声实在让课没法上下去，老师就会拎着耳朵把他弄醒，摇头说：你这样，长大干什么呀？

长大该干什么干什么，农村的孩子从没把长大要干的事跟读书挂上号，喂鸭子背“九九表”干吗？锄地要念“啊，喔，鹅”干什么？于是对长大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思考纯属多余。然而，每当这个时候，宏顺就会神情黯然，再疲倦也要打起精神保持10分钟以上。因为他怕老师告诉队长大伯，那样，长大后队长就会不让他开拖拉机了。

宏顺梦里都开拖拉机，常常突突突地模仿着拖拉机声被老师从梦里拎出来，桌上流下一大摊清口水。宏顺开拖拉机的理想，是那几里外的部队派拖拉机来帮队上耕地时立下的，拖拉机司机每到一处，都喝白糖开水，吃凉拌豌豆、白米饭，把猪儿馋得直翻白眼。队长大伯乐呵呵地说：等今后，咱们队上也买拖拉机……

除了宏顺之外，谁也没有在意队长的这句话，队里一个工分只值8分钱，没谁相信买拖拉机不是神话，但猪儿相信，并从那时开始讨好队长。捡了麦子，别人都用衣服兜了往家里跑，连麸做成水粑子馍，喷香地吃。唯独猪儿捡了，就往队长怀里送，嘴里不断地说：“队长伯伯，捡了麦子交公。”乐得队长笑呵呵地夸猪儿乖，书没白读。猪儿尽管也馋水粑子馍，但还是忍住口水美滋滋地乐，恨得小伙伴直骂宏顺是猪。

然而，宏顺到死也没开成拖拉机。几年后，在一次和邻队抢水的械斗中，队长一努嘴，猪儿孤身杀入对方阵中，被锄棒打成重伤，满脸血淋淋的，拉着队长的手，半天闭不上眼睛。

此后十几年，我一听到理想这个词，就会想起猪儿弥留的那一刻……

诗人张士比亚

张士比亚名叫张士宾，来自川西龙门山脉青嘴山下，来成都之前是一家电厂的电工，因常用糖引诱小孩子听他念诗而被疑为神经病，领导怕他乱拉电闸，于是趁“优化组合”的时候将他优了下来。他也没怎么言语，揣了卖工龄得来的薄薄一沓钞票和二十几本诗集便到了省城。

在省城的最初几天，他挨门拜访了很久之前就想拜访的诗友们，和他们一起为诗歌的命运长吁短叹一回之后，他觉得自己应该去找门差事干干，在这里生活，口袋里的钱就像冰块放进烤箱里那般经不住折腾。

在他找工作的几天里，他的额头几乎被拒绝碰出了茧疤。文凭有吗?发表过许多诗，对不起，您还是去把诗换成文凭再说吧!什么?连电脑都不懂还来应聘，嗬!开什么玩笑?

就在他走投无路准备到九眼桥下的一元店里做最后挣扎的时候，正碰上远房亲戚耿二爷，耿二爷是一家工地上的小包工头，他于是跟着耿二爷到了工棚里。最初，他发自内心瞧不起工棚里的民工们，觉得他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粗人，殊不料这群粗人却是天下最好相处也是最难相处的主儿，他们信奉“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人生准则，反之亦然。于是乎，诗人很快便有了张士比亚这个绰号，粗人们说：“莎士比亚如果活着，肯定没他架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