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4/4页）

老板娘正说在兴头上，江老板出来了，先跟山本来了个大拥抱，又跟李养顺们握了手。老板娘转进厨房亲手准备菜去了。只一会儿，就端出满满一大盘子切得细而又细的酱猪耳朵，盘上撒着几根葱丝，滴着几滴香油，发出诱人的香味。看着这盘菜，李养顺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在东京。日本人不会对猪耳朵感兴趣，也决做不出这么地道的下酒菜，一时间他仿佛又回到朝阳门外的小饭铺，二两白干，一盘酱猪耳朵，一碟煮花生，齐啦！见天喝他个微熏——一种难言的销魂，一种忘乎所以的超脱，并不糊涂却又微微眩晕，朦朦胧胧回到家里，母亲、老婆接了，端上一大碗芝麻酱面，一把黄瓜丝儿一勺冲鼻子的芥末，一拌，呼噜呼噜下肚。那日子口，多舒坦。想对这儿，李养順眼睛有点发辣，精明的老板娘赶忙递过手巾把儿来，“东京就是热，闷，汗老出不来。”

保利端个方盘，托出醋溜白菜、蒜肠、酱肘花几样京味小菜。

酒是二锅头。江老板打横坐着，陪着吃，也并不比谁少动筷子。这才是中国作派，秋叶原的那狗屁制度，不许进营业厅，小妹妹儿的——李养顺喝了一口二锅头，是味儿，热从嗓子眼传到食道一直到心里。

山本问江老板按手印儿的事怎么样了，江老板说东京几个商界华侨联合起来了，就是不按。李养顺问是怎么回事，江老板说，在日本的外国侨民都得给政府交一份服从政府的保证书，每个人除了鉴名以外还得在上头按手印儿，我们说，犯人才按手印儿呢，我们木是犯人，不按。美国人也不按，政府不敢强求人家就来对付我们，我们说好了，哪怕不让开门营业也不按，污辱人呢。中国人能在外头丢这个份？

李养顺说，是不能按。

“不光按手印儿”，江老板说，“日本人动不动就支那支那的，咱们有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叫支那。其实支那本身也没什么，可从这帮小子嘴里出来就成了贬意，成了惯用型啦。外国人叫罢了，咱们自己也叫，”江老板说着摸出一张国内报纸来，“这是给我寄来的，这位上海的大作家在这儿吃了我一顿饭，回去就写了篇文章，一口一个支那料理，什么话？有点儿水平没有？现在日本人都‘中华料理’了，他还‘支那料理’呢，真后悔白喂了那小子一顿锅贴儿，敢情连吃带骂。”

山本大口地喝着酒，连胸脯都红了，那张孝忠式的武士脸也早已被关公脸所代替。他反复地跟李头说他文革中的事儿，说他是个挺有良心的造反派头头，可是清理三种人时有些人就抓住不放，本来该升科长，却连以工代干也转不了，其实他什么坏事也没干过，没打过人，没参加过武斗，不过是指挥了百十号子人在中南海门口的“揪刘火线”上坐了一个礼拜。那时，坐的人成千上万，海了去啦，他带着人从大连赶来完全是凑热闹，让弟兄们除了在中南海支帐篷歇脚以外，轮番也逛逛：化京，住旅馆还得掏钱不是，可这些逛了的人反而不领情，臭屎盆子都往他脑袋上扣。“人是他妈世界上最坏的东西！”他又开始骂中华料理部部长，不是玩艺儿，两面派，小爬虫，暗地里扣他的工资，今儿个又弄出个鸡巴母狗眼儿来做什么示范，日本人给中国人做示范，无外变着法儿地让大伙多干活。

“诸位可都是日本人哪。”江老板说。

“中国人！中国人！”三个人齐声回答，不知是吃了人家的嘴短还是心里就那么想的。山本说，他算过，一盒烧卖上头卖出价500日元，他们一天能包出400来盒，近30万，每人的日均工资不足4000，十几个人，四五万足打发了，刨去料钱，下剩的一大笔哪儿去啦？该用得着老马的剩余价值公式算算了，资本家每个毛孔里流的都是工人血汗，这话一点儿不假。要学“政经”非得出国，让电视里教“政经”那老头出来转两圈儿保准比现在大有长进。

李养顺想，其实山本这人也不错。

“话又说回来，”山本越说越来劲，眼都直了，“我们的人也太不争气，稀稀拉拉，松松垮垮，老跟没睡醒似的，走路都跟人差着几个节奏，动不动就犯小心眼儿，在日本也抱不成苗儿。内耗啊。干不出个样儿来也难怪人家老看不起。”

李头则说山本的话前后矛盾，自己否定自己。

山本反驳说李头没听懂他的意思，争来争去没个所以然。

这晚老板娘倒是学了个国内时髦词——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