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

一

一九五七年冬，我正在阜外小学读二年级，我家从阜外保险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我转学，就近在弘善寺小学插班。

当老师把我带进教室，有人拍桌子，有人起哄，昏暗中，那些眼睛和牙齿闪亮。我头戴栽绒棉帽，护耳翘起，像个七品县官。一个转学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陌生集体的敌意，可有谁在意这对孩子的伤害？

弘善寺是个明代寺庙，在北京林立的庙宇中，它又小又无神灵护佑，香火难以为继，后改成小学。既然跑了和尚也跑了庙，一九六五年弘善寺胡同索性更名为弘善胡同，小学更名为弘善小学。

我从“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进入北京，如鹰向下盘旋，沿天安门、故宫、什刹海、德内大街，终于找到三不老胡同，再平移到弘善胡同。我借鼠标变焦——向下猛冲，而弘善胡同3号消失在几棵大树下。旁边是栋丑陋的现代化建筑——天弘善宾馆。我上网去查，居然没找到弘善小学的资料。

整整半个世纪了。一九五八年开春，乍暖还寒。一进校门，影壁上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传达室旁，一棵歪脖柳树正抽枝发芽。斜穿前院，进东北角的教室，门吱嘎作响，一排小窗东歪西斜，天花板低矮。再转向后院，绕过由斋房改建的教室和水泥乒乓球台，来到尘土飞扬的操场。北墙根有一砖砌讲台。校长铆足了劲儿喊“升旗——”，全校学生齐刷刷立正，一起高唱：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上学路上要过好几关。一出大院门就是俩拦路虎，一是立在路当中的烤白薯窝棚，二是对面花枝胡同口的早点铺，烤白薯的焦糊味和嗞嗞响的炸锅的油烟香，基本就让人走不动道儿了。我冲破重围，好不容易出胡同过马路，迎面又撞上小杂货铺，正把着弘善寺胡同口西北角。我下意识摸摸兜儿，咽了口唾沫继续前进。总算到了校门口，一个小贩在那儿迎候。他像古装戏法大师，摇身一变，就地摆出各种零食，有干果、冰糖、山楂片、桂皮等，让人神不守舍。此刻，上课钟声响了。

那口生铁铸钟，恐怕是仅存的镇寺之宝，穿过朝代的迷雾当当敲响——我们起立坐下，上课下课。代表时间的钟声切割时间，也让人忽略时间，就在这钟声里我们嗖嗖成长。“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儿；二年级的小不点儿，一打一挤眼儿……”除了“蹲班”的，只要刚升了级，一转身，我们就羞辱那些新生。

二

我是靠说相声在全校出名的。记得那段子叫《乱形容》，先在收音机听过，后来从《曲艺》杂志上找到原本，查字典把生字一一注音，背得滚瓜烂熟。那是一个乱形容的时代，我们写作文东抄西抄，专抄那些浮华空洞的形容词。

登上操场讲台，我头皮发麻，腿肚转筋。扩音器吱嘎的交流声给我喘气的机会。我心中默念：“就把台下当成一块西瓜地吧。”果然灵验，我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拾，把听众全都给逗乐了。一周内，我成了全校名人，无数目光迎来送往。说来做名人并无特别之处，就是闹心。一周后再没人多看我一眼：有失落，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时间之歌》，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高士其是个身残志不残的科普作家，他的诗充满科学主义的意味。站在讲台上，我先默念“西瓜地经”，然后直着嗓门高喊：“时间啊——”

在四年级作文课上，我写下第一首诗，那是根据《人民日报》的几首诗拼凑成的，都是些大词儿，比如“历史的车轮向前”、“帝国主义走狗”、“螳臂挡车”、“共产主义明天”……这恐怕受到高士其的“时间观”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代价，首先是饥饿。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课间休息凑在一起，主要是“精神聚餐”。一种流行说法是，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被“苏联老大哥”用火车运走了。大家愤愤然，摩拳擦掌——且慢，消耗体能的结果会更饿。

为改善伙食，学校食堂养了两头猪，在操场放养，一下课，几乎成了全校男生追逐的对象。它们被撵着满处跑，跳栏翻墙，瘦成皮包骨，两眼凶光，与其说是猪不如说是狗。从猪眼中看，人类全疯了：只要钟声响起，他们从门窗一拥而出，扑将过来，一个个面目狰狞，眼睛发绿，频频发出食肉的信号。

三

学校表面上归校长老师管，但地下存在着另一隐秘的权力系统，那就是暴力。

一天，在操场旁教室的一面墙上，我和雷同学抄黑板报。那是阳光和煦的下午，槐花飘香，同学们大都放学回家了，校园静悄悄的。我们的合作最初是愉快的，有说有笑，后因版面安排发生争执，口角了几句，他突然猛冲过来，拳头雨点般擂到我头上脸上。我顿时眼冒金花，剧痛中模糊看见那因狞笑而扭歪的脸。我无限委屈，眼中噙满眼泪，强忍着，未滚落出来。

这就是拳头中的真理。凭本能，我意识到在这丛林法则中，关键一条是寻找保护人。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希禹，是校足球队前锋。他个儿矬且四肢短粗，其貌不扬，满脸横肉，眯缝眼儿好像总也睡不醒——静若睡狮，动则矫健凶猛，当地流氓都怕他三分。

不知怎么回事，一来二去，李希禹成了我的保护人。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权力关系，很难说清其中因果。或许大多数同学来自底层，而他父亲是高级工程师，与我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他家离学校不远，独门独院，有一棵让人眼馋的大枣树。他居然有自己单独的卧室，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家似乎很正常很随和，像个很有教养的好孩子。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像往常那样，上课前一刻钟走进教室，几个同学正围着炉子烤火说笑。李希禹迎过来，递上一块据说抹了黄油的烤馒头。他的过分热情和怪笑引起我的警惕，我拒绝了。他生气说：“瞧不起我？你丫真不够哥儿们。”后来证实，那烤馒头上抹的是鼻涕。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让我意识到在这个世上，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叫尊严。我此后尽量躲着他，同时准备好任何血腥的报复。我一直处在他那半昏睡的眯缝眼的视线边缘，他似乎在掂量在犹豫……

我们班新来个日本归侨，叫赖德生，他有个哥哥赖文龙，高一年级。哥儿俩身高体健，先靠乒乓球拍横扫全校，又打破各项比赛纪录。由于在日本长大，他们毫无城府，对地下权力一无所知，可没人敢招惹他们。他们无形中拓展的权力真空，给我带来安全感。我们住得很近，过从甚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