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4/5页）

爸爸琢磨了一下问：“然后呢？”

“对一个闭塞的村子里的人来说，当一个人生病了，如果他只听说过一种说法，说生病是因为恶魔缠身，他选择驱魔是理性吗？是理性的。因为他只知道恶魔缠身这一种说法，也只有‘驱魔’和‘继续生病’这两种选择，在其中选择‘驱魔’已经是相对合理的了。如果他现在知道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恶魔缠身’，另一种是‘血液变质，需要放血’，你看起来后一种也是无稽之谈，可是在他看来，这比‘恶魔缠身’又合理了一些，因而选择放血也是理性的。人的理性几乎完全取决于视野。任何选项背后都是一整套故事，一整套对这个世界的描述。从光明与黑暗的大战，到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夹层，到轮回的一个过场，再到金字塔层级的斗争，都是图景。如果一个人只听过一个图景，那么按照去做就是理性，而不是他人看来的疯狂。”说了这么多，我有点乱，停下来整理一下思绪，“我有时候在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相’这种东西，是不是所有‘真相’其实都是某种图景？后来我想，不管有没有，我都还是可以找。如果有‘真相’，就找‘真相’。如果没有，我就去找尽可能多的图景。把这些图景都给人看了，即便不是真相，但起码比只看过一种图景要好得多。这就是我决定要做的事。尽量呈现更多。 ”

爸爸过了好一会儿才微微点了点头：“我有一点明白了。

”很多错误源于接受了被赋予的角色，我想。只是这句话我没有说。我不想解释。

我和爸爸都没有再说话，我们用静默留下余地，各自想着心事。爸爸把他杯子里已冷掉的奶茶一饮而尽，又把空玻璃杯放回桌上，一手捏着杯柄，轻而无意识地转着。玻璃杯划过粗木头桌面，有一种规律的哗哗的声音。烛火燃烧的小油灯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温和默然，祭出微弱光亮，像打烊店铺收拾杂物一样收拢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影子映在一旁的玻璃上，我清楚地看到爸爸的白发在灯火中闪光。印象中，这是爸爸第一次显得如此苍老。在我们的倒影背后，隐约可以看见远方苍劲的雪峰，没入黑暗，敛去所有峥嵘。

“爸，”我心里有点难过，轻声说，“有时间回家看看吧。”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目睹了日出。草坪覆盖的小山包上，游人如织。太阳从雪山山坳里橙红橙红蹦出来，将高高的芦苇草照得透明，也让雪山的边缘金光灿烂。我和爸爸站在最侧面的边角。周围的游客欢呼雀跃，摆姿势合影，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太阳升起，就好像再也见不到太阳升起。太阳的鲜嫩澄亮也好像是第一次降临到人世间，好像从来没有目睹过人世间千百年的痛苦和疯狂。

回国之后我回想，其实我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既不像爸爸，又不像妈妈。爸爸身上有我熟悉的自我苛责；妈妈身上则有我能够感同身受的不安全感，对任何拥有的东西都感觉像要失去。我不知道这样一些精神气质是怎样继承到一个人身上，也许血液里的某些小分子，确实能够影响一个人一辈子。

我回到日复一日的工作。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事实。让一个人坚持某种理念的不是勇气，而是明确的知识。只有当一个人确知某件事情，像确知 2+2=4一样确知，他才可能有方向。为了一个谎言再撒谎，是很多悲剧的来源。我默默地把所有资料写进笔记，静待某一天从中看出宽广的道路。

我之前对工作多有误解。我看不清每个工作中都存在的事实之美。只有沉入事实之美，才能看见意味之美。如果早一点懂得，我会少走一些弯路。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内心的角度讲，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弯路。

当爷爷知道我重新回到统计局，又一次对我强调结果的诚实。我对爷爷讲起调研过程中耳闻目睹的资料，爷爷叹了口气，回想起从前的事。他的眼睛在老花镜后面显得大如铜铃，额头上的抬头纹因为眉毛抬起显得更深了。“是这么回事。”他说，“六零年那年，我们收到粮食数据，我当时就觉得有问题。有的县比前一年增收 60%粮食，你说怎么可能。报多了，上交也多 60%。当时我就觉得要悬了。”

爷爷又重复几年前的叮咛：“数字可千万不能假啊。”

这是一四年初，除夕夜晚。年夜饭之前，我和爷爷等着厨房里的忙碌，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电视边说话。虽然爸爸妈妈离婚了，但爸爸是独子，我又是唯一的孙女，爷爷奶奶岁数大了，我和妈妈就还是到爷爷奶奶家过年。爷爷已经快要八十四岁了，依然头脑清朗、耳聪目明。他看过的新闻都记在脑子里，不像女人们看电视，新闻联播全都盯着看了，关上电视也记不得里面说了些什么。

厨房里传出沙沙的炒菜声。妈妈在忙碌，抽油烟机嗡嗡旋转。爷爷这一天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有不少谈性。他并不是爱说话的人，很多时候我对爷爷的记忆，只是他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望着天空，说不清他是在思考还是在回忆。

“对了，”爷爷又问我，“你学过课程，你说这新的城镇化，要怎么城镇化？”

“唔……”我有点拿不准爷爷的意思，“一般分两种吧，有的就是农民进城打工的，就在打工的地方拿户籍，还有的是在当地，把宅基地收了，政府统一分户口和楼房。”

“这能行得通？我们老家那儿，人们全都住山上呢，那山陡的，我们下山都得滑下来。人们全住得谁也不挨谁，一家家离老远的，有的住山上，有的住半山腰，有的住山脚下面。这怎么城镇化？”

我想象着少年爷爷背着柴火筐从山上土路滑下来的样子。“现在可能都强制让人从山上搬下来了吧。政府在山下盖楼，让人都住到山底下，然后山上的地也就都收回了。”

爷爷点点头：“别是强占就行。”

看了一会儿电视，讲到欧洲的经济情况，屏幕里出现欧盟峰会上，德法领导人的画面。爷爷忽然想起了什么，问我：“前几年默克尔跟咱们国家关系不好，现在好了吗？”

我对国际形势一向不大在意，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爷爷说的大概是哪个时段。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这个嘛……我也不懂。”我说，“不过国际关系这种事，也都是做做买卖，有利可图也就好了。”

爷爷说：“德国不可能跟中国决裂，要不然欧元区危机更不好过去。欧元区要是散了，他们谁都没好处。 ”

我想起爷爷十几年前给我讲台海局势的样子。也许爷爷平时跟谁都没有聊时事的机会，也颇有些寂寞吧。爷爷看新闻，什么都记得住，什么都在心里记着。我不知道他心里的新闻记到哪一年，八零年，六零年，还是四零年，又在心里编出一本怎么样的档案。我知道爷爷写过我们区的金融志，现在还在区档案馆保存。三十五年人民银行工作，八年工商银行工作。这样的经历让爷爷有资格写下整个区的金融志。我没看过那本书，爷爷也从来没拿出来过。他很少给我讲过去的事情，似乎那是一个只存在于他心里的世界。某一年在那个世界发生了某些事，世界建立，世界倾塌。只有在零星问答间触摸到时间的边角，又在海量新的信息中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