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第2/8页）

我父亲表情沉重地摇了摇头，说他们家在全国解放前就破产了，所以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被划分成了中农。我母亲在一旁鸣冤叫屈，说如果不是曾经有过两百多亩田地，我父亲家的成份应该是贫农。我哥哥严肃地举起右手，问我父亲：「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你不是地主。」我父亲庄严地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不是地主。」

我不甘落后，也向父亲发难：「你是不是走资派？」我父亲还是摇头，他说自己虽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可是一直是在做技术工作，他一直是外科医生，不应该算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学着哥哥的样子举起右手：「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我父亲再次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然后我们三个看着父亲写下了这张避重就轻的大字报，这是第一张批判我们自己的大字报，而且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写成的。我父亲写完以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毛笔递给我母亲，我母亲签名后是我哥哥的签名，我的签名排在最后。我们开始讨论将大字报贴到什么地方？我说就贴在我们家门口，可以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大年三十晚上的伟大行为。我哥哥说应该贴到电影院的售票窗口，那里看到大字报的人更多。父母肯定在心里痛骂我们这两个小王八蛋了，他们只是为了做秀，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精神和政治觉悟，他们并不想让别人看到这张大字报。而且这张大年三十的大字报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在我父亲的交代材料里出现一个光彩的段落。

我们的父母虽然心怀不满，脸上仍然露出赞许的表情，他们点头说我和哥哥的主意都很好，问题是贴到外面去的话，我们自己不能时刻看到这张大字报了。他们耐心地解释，这张大字报是批判我们自己的，应该贴在自己家里，让我们时刻警惕自己过去的错误，从此紧跟毛主席永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医院的宿舍楼，我们住在名叫向阳弄的一所房屋里，是一间大屋子，中间隔开的墙是用铁丝将竹子横竖绑扎起来，再在竹子上糊上旧报纸。我父母睡在里面的床上，我和哥哥睡在外面的床上。我们觉得父母的话有道理，同意将这张大字报贴在家里，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贴在里面父母的床头，要贴在我和哥哥的床头。我们的父母欣然答应。

不久之后，我父亲被下放到了农村，他身背药箱走在乡村田间，给农民们治病。当造反派意识到他们是放过了我的父亲，再去农村抓他时，已经找不到他了。朴实的农民们保护了他，把他藏了起来，让他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文革早期的革命暴力。

那张了不起的大字报在我和哥哥的床头墙上存在了一年多，积满灰尘和纸张泛黄破裂以后，它自己沿着墙壁掉到了床底下，然后被我们遗忘。最初的时候，我每天睡觉前和起床后，都要用神圣的眼光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署名。

五年以后，我进入了初中年级，开始大规模书写大字报了，而且是亲自书写，不再是尾随其后的署名。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写作班子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笔名为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我模仿梁效，拉上三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写作组，笔名来自当时著名的文革电影《春苗》。

那个时候刚好是黄帅事件席卷全国。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写了一篇批评老师的日记：「今天，XX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老师看到日记后大发雷霆，认为黄帅是「为了拆老师的台」。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老师不断批评黄帅，还要求其他同学不要理睬黄帅。孤立无援的黄帅只好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六百字的信。她在信中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语。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导。黄帅红极一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反潮流英雄，全国的中小学生纷纷向她学习。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被抓。十六岁的黄帅一下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成为了「四人帮」的小爪牙。批判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她的父母也因此倒霉，母亲写下了几十万字检查，父亲被逮捕入狱。直到一九八一年，黄帅的父亲才获得平反，走出了监狱。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命运其实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都是随波逐流，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幸运还是倒霉。

一九七三年底，全国的中小学掀起了批判师道尊严的浪潮。由我执笔，署名春苗的大字报风靡了我们的中学。我在学校里也是名噪一时，成为了著名的红笔杆子。这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政治术语，「红」是革命的颜色，「黑」是反革命的颜色。于是写作政治上正确文章的叫「红笔杆子」，写作政治上错误文章的叫「黑笔杆子」。

我和三个同学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里面的革命语言都是从《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抄写过来的，不到一周时间，我们就写出了将近四十张大字报，贴满了我们中学的墙壁，将我们中学的老师们挨个批判了一通。我唯一放过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和我私交不错，时常会偷偷递上一根香烟给我。我偷了父亲的香烟，也会敬他一根。

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除了工厂、军队和农村，其他所有的单位都派驻了工人宣传队。我们中学也进驻了工宣队，工宣队的队长就是当时中学的最高领导。我记得那是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工人，他拿着笔记本，一边浏览我们的大字报，一边在上面写着什么。见到我的时候笑容满面，连声夸奖我：「干得好！干得好！」

我当时不知道，我们春苗写作组短时间炮制出来的近四十张大字报，也成为了他的革命成果。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大大表扬了他，说我们中学在学习黄帅反潮流精神和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中，走在全县所有学校的前列，甚至都有可能走在全省所有学校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