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第4/8页）

然后他脸上出现了得意的笑容，他神秘地告诉我，县文化馆两个创作干部读完了他的剧本，好评如潮。我心想，两个人怎么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不过我脸上装出了欣喜的表情，他继续神秘地说，现在县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正在审读剧本，一旦获得通过，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将排练这个话剧，在县剧院演出五场后，就会送到省城去参加群众文艺会演的比赛。

这位小镇名流的得意之情只是延续了几天，然后开始其倒霉的生涯了。当时县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是一个大老粗，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他读了剧本里地主独白的那几个段落之后，断然认定这位小镇名流是一个准备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工宣队长把地主的心理独白当成他的心理独白了。

我这位同学的大哥十分委屈，他向工宣队长解释，那些心理独白是地主的，不是他的。工宣队长用手拍打厚厚的剧本，问他：「这个地主心里想的那些字是不是都是你写出来的？」「是我写的，」他继续解释，「可是……」

「你这么写，就是你心里这么想。」工宣队长打断他的话，不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这位小镇名流在一夜之间，从红笔杆子变成了黑笔杆子。此后的两年里，他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分，经常出现在我们中学操场公判大会的主席台上，胸前挂着大木牌，低着头，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我每次见到他站在那里时，脖子后面就会感到冷风飕飕的，心想真是惊险。多亏了我的剧本里的地主没有心理独白，多亏了我在他的剧本后面吹捧地主独白评语被他撕掉了。要不在公判大会时，主席台上面也可能会给我留出一个陪斗的位置。

当时我们中学操场上每年都要开几次公判大会，公开宣判一个或者几个杀人犯强奸犯之类的人。公判大会的时候，总是要找几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参加陪斗。这些陪斗者胸前挂着大木牌，一字排开，站在同样挂着大木牌的犯人两旁。犯人被五花大绑，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没有被绳子捆绑，这是陪斗和犯人的区别。不是每一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都会参加每一次的陪斗，只有这位是例外，可能因为他是名流，只要有公判大会，他就会挂着大木牌，低头出现在操场的主席台上，而且他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总是站在最右边。他是我们小镇的首席陪斗。

几年以后，当我正式开始写作小说时，我的父母十分担心我的命运。文革时期的经历，让他们害怕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黑笔杆子。

潘卡吉·米什拉的眼睛十分明亮，他是一位智慧的聆听者。他安静地微笑着，偶尔大笑的时候也是安静的。我们就像是两个记忆的垂钓者，坐在时光之河畔，让往事来上钩。话题来到了我最初的牙医工作和此后的小说写作上。三十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这样的工作我干了五年，拔下的牙齿超过一万颗。

当时我二十出头，午休的时候常常站在医院临街的窗口，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心里重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我要在这里站上一辈子？

我就是那时候决定写作小说的。我站在窗前的时候，经常看到在县文化馆工作的那些人，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我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你们为什么不工作？」

他回答说：「我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工作。在大街上游手好闲也是工作，我想如此美好的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会有。当时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我中学毕业以后，国家让我干起了牙医。如果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从事游手好闲的工作，同样也需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而且首先要证明自己具有进入文化馆的资格。通往文化馆的美好前程有三条道路：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都要从头学起，这太困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选择写作了。我是在文革十年里完成自己的小学和中学课程，这样的经历让我的成长丰富多彩，可是在学习上我虚度年华。我记得自己上中学的时候，总是弄错上课铃声和下课铃声，经常是下课铃声响了，我走向教室准备去上课了。我当时认识的汉字其实不多，不过仍然可以应付自己的写作。多年以后，中国的批评家纷纷赞扬我的叙述语言简洁，我开玩笑地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后来我的作品翻译成了英文出版，一位美国的文学教授告诉我，我的语言翻译成英文以后，很像是海明威的语言。我就将自己的玩笑出口到美国，对这位教授说：「海明威认识的英文单词也不会多。」

虽然是一个玩笑，却也说出一个道理。人生常常如此，有时候从长处出发，愈走愈短；有时候从短处出发，反而愈走愈长。用毛泽东的话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如果继续刚才的玩笑，那么我和海明威，可能都是毛泽东所说的坏事变成了好事的那种人。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一边拔牙一边开始了写作。拔牙是为了维持生计，写作是为了以后不再拔牙。最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写下一个字比拔下一颗牙齿还要费力。可是为了进入天堂般的文化馆，我逼迫自己一直写下去。当时我还年轻，让自己的屁股和椅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末的时候，窗外阳光明媚，鸟儿在飞翔，姑娘们笑声朗朗，同龄的朋友都在外面玩耍，我却独自一人枯坐桌前，像是铁匠打铁一样，使足了劲，写下一个又一个硬邦邦的汉字。后来，经常会有年轻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

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词汇，就是「写作」。写作就像是经历一样，如果一个人不去经历什么，那么就不会了解自己的人生；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不去写作的话，就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写出什么。

我十分怀念一九八0年代的初期，文革刚刚结束，一些被禁止了十年的文学杂志纷纷复刊，还有更多新的文学杂志正在涌现出来。一个几乎没有文学杂志的中国，突然之间成为一个拥有一千多种文学杂志的中国。于是大量的文学版面都像是饥饿的婴儿一样嗷嗷待哺，那时候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作家，无论是出名的和还没有出名的，他们所写下的全部作品，仍然无法填满如此众多的文学版面。因此所有的编辑都在认真地阅读着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一部好作品，编辑们就会互相传阅，整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