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第6/8页）

二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周雁如要求我将小说的结尾修改一下，原来的结尾有些灰暗，她要我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我记得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的她，对当时也未见过资本主义的我说：「社会主义是光明的，只有资本主义才会有这样的灰暗。」

我两天就将稿子改完了，完全按照周雁如的要求去修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发表小说比什么都重要。别说是改出一个光明的结尾，就是从头到尾改得像太阳一样灿烂也没有问题。周雁如对我的修改十分满意，连声夸奖我聪明。然后告诉我，不要急着回去，趁这个机会在北京好好玩一玩。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定居北京，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独自一人在北京冬天的寒风里到处游走。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发旅游业，我在故宫转悠了一天，只见到十多个游玩的人。到长城是坐长途客车去的，爬上八达岭长城，塞外的寒风吹在我脸上，就像是有几只手掌不停地扇我耳光一样。我在长城上只遇到一个游客，我爬向烽火台时，他正从上面下来，我向他打了一个招呼，建议他再和我一起爬上去，他连连摇头哆嗦地说：「太冷了。」

等我从寒风凛冽的长城下来，走进破旧的小车站，刚才见到的那个游客正缩在角落里，还在继续着他从长城带下来的哆嗦。回城里的长途汽车还没有到，我坐到他身旁，和他一起哆嗦起来。

今天的中国，到了旅游旺季，故宫里和长城上人山人海，看上去不像是在旅游，更像是在集会游行。

我玩遍了北京，然后向我的编辑王洁打听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玩？王洁每次说出一个地方，我都说已经去过了。王洁笑了，她说：「你应该回家了。」

王洁为我去买了火车票，然后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枝笔为我算账，算完张，又到会计那里替我领了钱。我发现不仅改稿的两天有补助，连游玩的那些天也都有补助。当我坐上南下的火车时，我口袋里有七十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笔巨款，让我厚颜无耻地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

王洁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北京文学》的改稿确有其事。当我回到海盐后，才知道这张证明是多么重要，当时我们小镇医院的院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证明？」

我从北京回家后，我们小小的海盐轰动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海盐人。我们县里的领导认为我是一个人才，他们觉得我不应该再拔牙了，应该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经过了一番复杂的调动手续，我的调动函上盖了七、八个公章以后，我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馆。我记得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心想文化馆的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所以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欣喜地告诉自己：「这地方来对了。」

这是社会主义留给我的最为美好的记忆。

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问我：「你当初为何要放弃富有的牙医生活，去从事贫穷的写作？」

这位西方记者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仍然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时期，只要是城镇的职工，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每个月的薪水都是一样的。我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穷光蛋，做牙医也是一个穷光蛋。不同的是，牙医是一个辛苦的穷光蛋，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幸福自由的穷光蛋。

现在我已经拥有二十七年的写作历史，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了：我热爱写作。每个人在其一生里都有无数的欲望和情感不能表达出来，现实环境和个人理智压制了它们。可是在写作的世界里，这些受到压制的欲望和情感可以充分表达出来。我觉得，写作有助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变得完整起来。或者说，写作会让一个人拥有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现实的，另一条是虚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一样，一个强大起来的时候，另一个必然衰落下去。当我现实的人生道路愈来愈平淡之时，也就意味着我虚构的人生道路愈来愈丰富了。

潘卡吉·米什拉离开北京之后，在他伦敦的家中，也可能在他新德里的家中，或者在世界上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发来了E-mail。他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滚出去！」我们立刻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