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弃儿 第二十六节（第2/3页）

吃过饭，杨迟打电话到副厂长家里，说自己拿到了五万。副厂长是个老革命，一听就傻了，在电话里大骂：“杨迟，你还要不要命，敢拿现金？”老杨说：“我走投无路，对方只给现金。”副厂长说：“你小心点。”我问老杨怎么了。他说，拿现金很危险，因为写了收条了，出门被人弄死的可能性很大，这笔钱又会回到胖子老板手里，而他雇凶杀人只需要花几千块就够了。这种带巨额现金的二逼，在当地的绰号就是，肉狗。

我说：“会干掉咱们？”

杨迟说：“根据逻辑推断不会，如果想干掉咱们，那给十万块现金好了，何必给五万。另外也不应该送到旅馆来，而是让我们去拿钱，然后放我们出门，出门就干掉，这样我们来不及把钱转移掉。”

“好。”我说，“如果不根据逻辑推断呢？”

“那我怎么能知道，遇到的是傻逼还是疯子。”杨迟闭着眼睛说，“保不齐还有其他劫匪呢？”

“那你还敢带我出去吃饭？”

“我饿了，不想再吃包子。死也想做个饱鬼。”

“下次再有这种好事，你要提前告诉我，免得我死到临头不知道，为了替你省钱还少点了几个菜。”

我们关紧房门，拉上窗帘，斧子放在手边，整夜守着这堆钱，等待天亮。老杨还安慰我，通常不会到旅馆里来劫杀，翻箱倒柜找钱的不是合格的劫匪，通常是在路上干这种事，钱在包里，一把拎走即可。

夜里无聊等死，我们又说了一点绍兴师姐的事情。杨迟说，他给绍兴师姐打了个电话，她在上海发展得相当不错，公司在陆家嘴甲A级商务楼，带十几个销售员，每天拎着手提电脑给金融客户做提案。高级白领，非常风光。绍兴师姐听说杨迟也做销售，觉得他也算是同行（虽然卖的是农药），问他是不是愿意转行。

“转啊。”我说，“不转的话，你这辈子就卖农药了。老跑乡下，还被人宰。”

杨迟说：“你不懂的。其实我也有销售提成的，各地的农资公司才是我的客户，招待得很好，不但吃肉喝酒，还有公款嫖娼。当然我不嫖。我主要是想让你知道，农药销售员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不堪。”

“得坐中巴车吧？”

“得坐。”

“那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傻逼才坐中巴车。”我说，“还有，嫖土娼啊，停车吃饭打一炮。”

“放屁，也有高级夜总会的，摸一下就得二百块。你的世界观真他妈的与众不同。”杨迟不耐烦地说，“当然，我他妈的也是。”

第二天上午，街上人稍微多了点，我们结了房钱。老杨还是很虚弱，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提议他去银行把钱存掉，但他说这样更危险。我们各自背了一个包，他在前面，我在后面，没有叫摩托车，而是花了十分钟徒步走到长途汽车站。老杨买了两张车票，我站在旁边看着，环顾四周，有点紧张，给自己点了根烟，抽了几口，塞到老杨嘴里。

我们一直坐在候车室里，那地方极小，总算看见一个不太像样的警察，我们离他很近，稍稍觉得安全。在汽车发车前的片刻，我们忽然跳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狂奔过检票口，狂奔过一片坑坑洼洼的水泥地，蹿上汽车。车门轰地关上，我对司机说：“按照新规定，你这车在到达戴城之前是不许上客下客的。你中途要是敢放一个人上来，我就不客气了。来，我先请你抽根烟。”

司机说：“捶他娘，你比车匪路霸还狠。”

那天汽车直达戴城，进城时我和杨迟都松了口气，觉得这辈子最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撒尿，第二件事是喝水，我在车上都想喝自己的尿了。然后我们才打了一辆出租车，心情放松，警惕全无，感到故乡的亲切和安全。到农药新村，各自苦笑，打算回家睡觉，忽然杨迟说：“我的包呢？”

“忘在车里了？”

“钱在你包里还是我包里？”

“当然是你包里。”

“捶他娘啊。”杨迟绝望地骂了一句，找了根电线杆撞了一脑袋。出租车已经开走了，小票还在，我们又打了一辆车，去出租车公司碰运气。这时候我想幸亏是尿干净了，不然我们俩都会吓尿在自己裤子里。

那五万块钱放在老杨的包里，出租车司机没发现，开出去一段路，遇到两位老人叫车。上车之后他们发现后座有个包，里面是五万块。这对老人是大学老师，很有教养，就对司机说，后座有钱，是之前的乘客遗落的。司机也很有教养，说，请你们下车，我要把钱送到公司去。老人说，我们不下车，你把我们拉到公司，一起把钱交给你的上级部门。

不知道这算怎么回事。我所说的记忆之神，在那一瞬间脱线了，置我们于死地（主要是老杨），然而另一个神来临，挽救了我们。另一个神究竟是谁，是哪个上帝派下来的天使，我他妈的也不知道。反正当杨迟一脸绝望到达出租车公司的时候，那五万块也在桌子上等他了。老人已经走了。

老杨谢了一遍，掏出小票对质一番，核实无误，拿了钱想溜。出租车公司的领导说，别走，最近正在宣传我公司的行业风气，需要你配合一下。这时从外面来了一个《戴城晚报》的记者，找老杨要了身份证和工作证，抄了下来，又来了个摄影记者，端一台尼康，让杨迟捧着钱站到窗口。杨迟说，能不能别拍照？记者说，这可不行，无图无真相，再说那对老人也走了，只有拍你了。快门一按，我闪到一边，留下半个屁股在胶片上，新闻摄影所谓的“带点关系”。

老杨在出差之前，曾经接受过《戴城日报》的采访，主要针对他认养孤儿的事迹，一个青年农药销售员，出于真诚的爱心而资助孤儿，他还是共青团员。那次也给他拍了照，但是日报的审稿比较麻烦，稿子做好以后，压了好长时间，恰好于老杨返城的第二天发表在《戴城日报》的头版。在报纸上，优秀青年杨迟带着自信和坚毅，抬头观看前方，仿佛已经升官发财。同一天下午，《戴城晚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条重大社会新闻，农药厂的销售员杨迟不慎弄丢了五万块公款，经出租车公司和一对老人的高风亮节，杨迟拿到了钱，表示无比感谢，并发出由衷的感叹：我对这个社会有信心。同时配发的照片，杨迟一脸侥幸，贼眉鼠眼地看着读者，一望而知，是那种弄丢了钱又撞了狗运气的二五仔。听说后来日报和晚报的编辑为此打了起来。这件事又被电视台发现，居然有个普通青年同时上了日报和晚报的头条，还都有照片，调子还完全相反，多年来国家都没发生过这种争论了。有个高中时的同学在电视台做编导，认得杨迟，扛着摄像机又冲到农药新村，把杨迟拍了一遍。经杨迟本人要求，脸上打了马赛克，字幕仍注明：农药厂销售员杨某。作为本地新闻和奇闻播出的时候，谁都知道这是杨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