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弃儿 第二十五节
难以说清，记忆的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难以说清它何时来临，何时离开。难以判断它过滤的是尘埃还是黄金。这个说法太书面，用口头表达：世上没有赖不掉的账，只要你想赖，总有办法一飞冲天的。
开春以后，杨迟出差去了，先跑了一趟新疆，又跑了一趟东北，然后按照包部长的指示，继续在划水县蹲点要债，要不到就别回来了。那时杨迟在销售部已经很有地位，一般人不敢惹他，但也因为他成了红人，需要包部长打压一下，让他尾巴不要翘得太高。划水县就是老杨的滑铁卢、包部长的上甘岭。
戴黛还继续住在老杨家里，有时回福利院，有时由我和小苏带着玩。其间小苏又离开戴城，去北京面试一份工作。我因为身上没钱，只能陪着孩子一起发呆，哪儿都去不了。
有一天在老杨家里，戴黛问我：“你为什么不上班？”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她，并且分析了一下我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她固然听不懂，但我确实也找不到其他人说话了。讲完了，我问她：“明白了吗？”戴黛说：“明白了。”
“真的明白了？”
“嗯。”她蛮有把握地点头。
我说：“你真聪明，我的女儿将来有你这么聪明就好了。但愿那个时候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戴黛说：“你会不会不喜欢你的女儿？”
我说：“不会的，我会像爱你一样爱她。”
她愣了一会儿，说：“唉，别想那么多啦。”完全是大人的口气。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昨天我看见楼上的小丽过生日了，吃好大的蛋糕。”
那其实是前天的事，孩子没时间观念，把所有近期的、过往的事情归为“昨天”。我说，“哎，你记得自己生日是哪天吗？”
“忘记了。”
“没关系，生日嘛，随便挑一天就可以了。等你杨爸爸和苏爸爸回来了，我们就给你过生日，吃好大的蛋糕。”
“好啊。”戴黛又问，“什么是星座？”
“星座有十二个，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个星座，比如我是十二月生的，我就是射手座，你杨爸爸是十月生的，他就是天秤座，苏爸爸是天蝎座。”
“我呢？”
“我也不知道。”我说，“这还不能随便编一个，因为星座和人的性格有关系，随便编一个，你将来会糊涂掉的。”
“你帮我编一个嘛。”
“我真编不出来，而且我也不太懂这个。”
“你说的三个星座，我都想要，可以吗？”
“可以的，没问题，都给你。你真乖，我很爱你。”我说，“我们一起去戴城乐园吧，但是我没钱，只能带你去看看过山车和摩天轮。”
我们还没出门，就接到杨迟的电话，听那声音又像是快要死了。我听了一会儿，觉得事态严重，就把电话交给了杨迟的爸爸。老头一听也傻了。
是这样的：目前杨迟正在划水县讨债，没讨到，本来打算让自己肚子上咬几个跳蚤包就溜回来的，不料发烧了，烧到四十度。杨迟打电话给销售部，让他们找人来替，另外也照顾一下自己，他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包部长接了电话，说，要是每个销售员都这么脆弱，那还卖屁个农药。老杨没辙，打电话回家，让人去接他一把，现在他躺在旅馆里快死了。
杨迟的爸爸找我商量，我说没问题，我去划水县把老杨捞回来，火车票的钱让厂里出。杨迟的爸爸说，路费什么的都不用我操心，家里也能负担，关键是人得平安回来，另外那狗地方没有火车，坐长途汽车去吧。
我把自己收拾停当，背上双肩包，寻思那一带治安不好，跑老杨家去找他的西瓜刀，打算带上，没找到，从他床底下捞出一把生锈的斧子，抡了一下发现还挺好，一点没松动。我把斧子塞进背包，又带了点药，告别了戴黛，然后就出门了。我妈说：“我在家烧香，观音菩萨保佑你们平安。”我说咱们各信各的，这差事观音不一定管得了，顺道去了城东新造的关帝庙烧了把香。
到了长途汽车上，我忽然又有点后悔，这事儿办得不聪明，最好的方法是我提着斧子去找包部长，让他派专人专车接回老杨，凡有差错，都算工伤。对付国营企业就得用这种办法.
汽车开出戴城，天色阴霾，一路阴到划水县。在车上我看见好多锤子斧子，都是农村里的泥瓦匠。原来划水县盛产泥瓦匠，进城打工，春天回乡去插秧。他们一个个面带油灰，头发里沾着粉尘，气色倒还不错，显然是在城里挣到钱了。一路风景单调，我掏出本杂志读了几页，随着汽车的颠簸，书上的字也像豆子一样上下蹦。我合上杂志，索性找人聊了起来。
那些瓦匠告诉我，划水县是个很好的地方，有山有水，物产丰富，尤其盛产鸭子，还有豆腐干。我去过一些县城，不客气地说，几乎每一个县都有鸭子和豆腐干，这玩意儿用一个农药的专用名词来说，叫作“广谱”。反正农民吃完了鸭子吃豆干，吃完了豆干吃鸭子。后来有个比较幽默的瓦匠说，划水县真正的特产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瓦匠啊，我们卖自己最挣钱哪。一车人都笑了。
我说：“我有个朋友在你们那儿卖农药，你们那儿很多庄稼吧？你们以前都是农民，对吗？”瓦匠们说：老板，不要乱讲，就算在乡下，瓦匠都是很高档的职业，我们才不种地呢，最起码不是一天到晚种地。种地最穷了，捶他娘，在丘陵上种地啊，做牛做马啊。
我抬杠说：“我们城里人下岗了连块地都没有呢。种地不是很容易吗？往地里扔个山芋，它自己会长，饿了就去地里刨点山芋吃。”
瓦匠们一起喊起来：捶他娘，这是非洲的农民吧？你太小看农民了，种地是很严肃的事情。
我说：“你们看，刚才还不承认自己是农民，我说的是种地的事，又没说造房子，你们这几个瓦匠急什么？捶他娘。”
在车上我还遇到了一个划水县的女大学生，在戴城大学学法律的，她有点不乐意了，说：“中国人都是农民，别以为自己不是。捶啊。”我本来就不喜欢瓦匠，趁机又和她聊了起来，以解旅途烦忧。长途汽车在傍晚时驶入划水县，县城的汽车站很多中巴车，这里是个小型的交通枢纽，将旅客分别运送到各个村镇。我对女大学生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家就在县城里，叫个摩托车就可以回去了。”我说：“原来你不是农民，县城的嘛。”她说：“哟，分得还挺清楚的，不像是城里人啊，城里人哪知道县城和村镇的差别。”我说：“家里以前是地主，在这附近也曾经很有势力，后来被镇压了，流落到了城里，地和小老婆全都分给你们了。我捶。”女大学生哈哈大笑，说：“去死吧你。”然后就扔下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