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第2/3页）

清立过来了，他的头发呈蜂窝状和铁锈色，衣衫破烂肮脏，那把不离身的刀不见了。看到我，咧开嘴笑了起来，露出了黑洞一样的嘴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去年冬天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弟弟发生了冲突，弟弟照着他的脸一拳过去，就成了这个样子。他的嘴巴朝我动了动，似乎喊一声“姑”，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那六七个玩耍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两三岁的样子，追着清立，用小手划过自己的脸，羞清立，一边唱着喊：“清立不要脸儿，清立不要脸儿。”

以后一段时间，我在村里走，和别人聊天，在沟渠、在村头的小房子那里，都会不期然遇到他。他就像一个魂灵，在梁庄到处闪现。他远远站在人群的外圈，满含期待地看着大家，但是，一旦我把眼神转向他，他马上躲避开去。

这将是另外一个军哥。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人在意他，甚至，根本没有人看到他。奇怪的是，他的脸又有一种平和，没有那种穷凶极恶的紧张。已经沦为乞丐的清立，嵌在梁庄的内部，被人遗弃，却又平和地生活。他的神情是安然的、平静的。

傍晚五点多的时候，几辆三轮车从镇上方向往村庄这边来。最前面的是我一个堂哥的老婆，我们都叫她凤嫂。车里面坐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看到我在路边站着，凤嫂从三轮车上跳了下来，上下打量着我，嘴里啧啧感叹着。凤嫂，在年轻时候就已经苍老，头发枯黄，脸盘宽大扁平，不修边幅，整天都在忙碌干活。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见她穿过干净、整齐的衣服。现在，也未见更老，只是个头矮了好多。车上坐着的是她的三个孙子，三个儿子一人一个，不偏不倚。他们刚从镇上幼儿园放学回来。凤嫂的车极脏，这是她的卖菜车，泥块、土堆、沙粒到处都是，孩子们就坐在这灰堆里，惊奇地望着我。

紧接着来的是一个极瘦的老太太。三轮车里坐两个孩子，一个大点的孩子坐在车挡的平板上，这个孩子的体格已经是成年人的形态了。这三个孩子把车塞得满满的，显得骑车的老太太格外孱弱。她看到我，停了下来，惊喜地抓住我的手，张着嘴，出来的却是嘶哑、含混的声音。我诧异地望着她，这是建昆婶。2008年还在为老母亲被强奸杀害一事风风火火到处告状的建昆婶，两年之间，竟然衰老成这个样子。而她的声音是怎么了？建昆婶比比画画，指着脖颈下面长长的伤疤让我看，凤嫂在旁边加以解释。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建昆婶去年得了食道癌，在穰县做完手术之后，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她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说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一会儿就含满了泪水。我知道，她又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儿。我母亲在世时，她们是好朋友，她的小女儿和我相差一个月出生，在五岁的时候夭折了。死亡的阴影已经盘旋在这个老人的身体上。我知道，下次回来，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再也听不到她讲我母亲和她女儿的故事了。（2012年2月4日晚，建昆婶因食道癌于梁庄去世。）

回到红伟家门口，围坐在茶桌旁的那几个哥、叔伯辈的人，正压低嗓子，神情紧张、意趣盎然地谈着什么事情。这是真正的闲话时刻，重大新闻正在形成。这是梁庄每天午休时间、傍晚时分或打牌聊天时的必修课。

一个村庄里的闲话意味着什么？“闲”，从词源学上讲，原指“木栏的遮拦物”，逐渐引申为道德和法度的规范，《论语·子张》云：“大德不逾闲。”“闲”加上“话”即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背后对别人的批评、议论”。从社会学上讲，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闲话”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具有限制力和约束力，通过闲话，共同体中成员的道德边界被不断加强、界定并得以维持。对于一个村庄而言，闲话就是村庄人际关系、社会存在的监控网络，对村民具有一定的威摄力量，人们可能会考虑到闲话的道德评价而去修正、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对于在一个村庄里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闲话”是制造舆论进而影响其他村民的基本方式。（参考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果然，他们正在议论兴哥不认弟弟尸体的事情。

“要不是为了那1750元，兴哥会恁不像话，连亲兄弟也不认了？”

“还不是为那个老女人？一看就不是正经和他过日子的，来了连个门都不出，到兴那儿串个门，连个招呼都不打。”

“说的可是，还是亲兄弟呢！不过话又拐回来说，要真是认了，军哥的地就要收了，那这赔偿钱该归谁？”

“归谁？那还用说，反正兴哥是使不上。再说，那可不是一亩地的事儿！”

“一亩地？十亩地，二十亩也不拉倒！人家南水北调是按整块算的，咱们是按户头算的，多出多少地？你敢算一下，光从坟园到公路上那段路能多出来多少地？”

“也够他们忙的，得编多少假户口。”

“那凭啥？应该是全村人的地，全村人的钱，凭啥他们几个占了？说是南水北调，大工程，谁占住光了？还不是他支书一个人买的搅拌车、粉碎机可以去，平头百姓谁占住光了？”

兴哥不认弟弟尸体这件事本身有悖人伦道德，固然会被村庄的人议论，然而，当有更重要、更切己的利益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一闲话立马就有了新的所属。这涉及南水北调工程占梁庄土地并赔偿的问题。军哥事件在以新的角度展开。这新的闲话正在以密谋的方式使梁庄充满了躁动。

如果军哥不死，就应该有一亩地。军哥长期流浪，这一亩地实际上为兴哥拥有，是兴哥的重要收入补贴。这里面还牵涉到兴哥的一件不光彩事。前几年，一个“老女人”（梁庄人的说法）和兴哥住到了一块儿，那个女人时来时去，来的时候钻在兴哥的屋子，从来不与梁庄人打交道，但兴哥的伙食在那段时间就要好多了。梁庄人一见兴哥去吴镇割肉买菜，就会意味深长地相互看几眼。兴哥花销大了，一人地两人吃，当然不够，他需要弟弟这一亩地。现在，他更不能放弃这一亩地，因为南水北调工程就占住了军哥的地。政策已经确定下来，梁庄占地，按一亩一年1750元的标准赔偿农户。一亩1750元，不用种地，不用担心旱涝歉收，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了。所以，军哥不能死，兴哥也不能认。

南水北调占梁庄多少土地，由国家丈量，占多少赔多少，每户农民都设一个账户，钱直接打到农民账户里，防止截留。这清清楚楚，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占地面积是整体测量的，按整体面积赔偿，而梁庄分到村民的地是一块一块的，路、沟、渠，角角落落，属于村庄的公共空间，没有分给具体哪一位村民。这样，当土地被整体则量使用时，就会多出来一些面积。已经有人作出了大致估算，这部分公共面积估计有50亩，一亩地1750元，那就是八万余元。这八万余元归谁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