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4/7页）

公社依然是个避难所，有些新来的人也是通缉犯。谁也不可能找到这里，除非通过保罗·比尔这样的人，这类人在公社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了外部世界，但是他们非常谨慎，从不轻易分享这个秘密。

以前，这里从来没有警察来过。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警察说，“我在这里干了十年的警员了。”

“这地方很小。”神甫说。

“你是这里的主人？”

“不是，只是个工人。”

“那你在这里是做什么的，酿酒的吗？”

噢，天哪，真是个知识巨人。“是啊，差不多是这样。”

警员没领会到这里的讽刺意义。

神甫继续说道：“你怎么一大早就跑到这里来了？自从查理喝醉酒，投票给了吉米·卡特以来，我们就没有再犯过罪了。”他咧嘴一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查理这个人，他只是在开一个警察可能会喜欢的那种玩笑。

但是这个人依然是一张扑克脸：“我在找一个小女孩的父母，她说她的名字叫花儿。”

一阵可怕的恐惧攫住了神甫，他突然感到像监狱般冰冷：“噢，我的天哪，出什么事了？”

“她被拘留了。”

“她还好吧？”

“反正是没有受伤，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的话。”

“谢天谢地。我还以为你要说她出事故了。”神甫的大脑开始从冲击中恢复过来，“她怎么会被拘留？我以为她在这儿，在床上睡着呢！”

“显然没有。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我是她父亲。”

“那你需要来一趟银城。”

“银城？她去那儿多久了？”

“就一个晚上。我们也不想把她拘留那么久，但是有一段时间，她不肯告诉我们她的住址。大概一个小时前，她崩溃了。”

一想到他的女儿在被拘留的状态下，一直试图保守社区的秘密，直到自己崩溃了才说出来，神甫就一阵心痛，几乎要落下泪来。

警察接着说道：“虽说有了地址，但是你们真是难找得要死啊。最后我是从一伙持枪的怪家伙那里问到了路，就在五英里外的那个山谷。”

神甫点了点头：“你说的是洛斯阿拉莫斯吧。”

“对，就是那个组织，他们那里竖了块操蛋的大牌子，上面写着‘我们不承认美国政府的管辖权’。一群人渣。”

“我知道他们。”神甫说。他们是一帮右翼自治团体的成员，曾经在一处偏僻的地方占领了一座大农庄，现在在那里持枪守卫，幻想着抵御中国入侵。他们是公社最近的邻居，真是不凑巧。“为什么花儿会被拘留？她做了什么坏事吗？”

“一般被拘留都是因为做了坏事。”警察讽刺地说。

“她做了什么？”

“她在商店里偷东西被抓了。”

“在商店里？”为什么公社里有免费商店她不去，非要做这种事情？“她偷了什么？”

“一张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大号彩照。”

神甫恨不得往警察的脸上打一拳，但是这样做救不了花儿，因此他只好感谢警察专程来到这里，还承诺说，他和花儿的母亲会在一小时内去银城的治安官办公室接女儿。于是警察心满意足地开车走了。

神甫去了斯塔尔的小屋。小屋曾经扩建了一倍，作为公社的诊所。斯塔尔没有受过医疗训练，但是她从当内科医生的父亲和做护士的母亲那里学了很多知识。小时候，她就已经习惯各种医疗突发状况，甚至帮忙接生过。她的房间里放满了绷带盒，还有一罐又一罐药膏、阿司匹林、咳嗽药和避孕药。

神甫叫醒她，告诉她坏消息后，斯塔尔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她几乎和他一样讨厌警察。在20世纪60年代，她曾经在游行示威中挨过警棍，被卧底警察用质量很次的毒品坑过，还有一次在警察局里被警探们轮奸。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尖叫着，开始打他。他握着她的手腕，试图让她冷静下来。

“我们得去把她救回来！”斯塔尔大叫道。

“当然。”他说，“你先穿衣服，好不？”

她停止了挣扎：“好吧。”

她穿牛仔裤的时候，他说：“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十三岁的时候曾经被人猥亵。”

“是啊，有个下流的老警官嘴角叼着烟，把他的脏手放到我的胸上，说我以后会长成个大美人。”

“如果你去那儿发火，把自己也搭进牢里，是救不了花儿的。”他指出。

她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说得对，神甫。为了花儿，我们必须讨好那些杀千刀的。”她梳好了头，对着一面小镜子看自己，“好了，我已经准备好去吃屎了。”

神甫一直认为，跟警察打交道，最好是穿得正式点。他把阿谷叫醒，去取他那件老旧的深蓝色西装。这件西装现在已经是公社财产了，阿谷最近经常穿着它出席法庭，因为二十年前离开他的老婆终于决定跟他离婚了。神甫把这件西装套在工作服外，系上了二十五年一直没扔的、粉绿色相间的“鲱鱼”领带。鞋子早就穿破了，于是他换回了凉鞋。接着，他和斯塔尔坐进了CUDA。

车子开上县公路后，神甫说：“她昨晚出去了，我们怎么都没注意到？”

“我去跟她说晚安，但是珍珠说她去厕所了。”

“她也是这么跟我说的！珍珠肯定知道情况，帮她做了掩护！”珍珠是阿谷和诗诗的女儿，今年十二岁，是花儿最好的朋友。

“我后来又回去了一趟，但是蜡烛都熄灭了，整个棚屋一片漆黑，我不想把他们吵醒。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谁想得到呢？这孩子以前每晚都待在自己屋里——谁能想到她会跑出去呢。”

他们开车驶入了银城。治安官办公室在法院旁边。他们走进一间昏暗的大厅里，大厅里贴着旧日凶杀案的新闻剪报，剪报已经泛黄。一扇窗口的后面设有接待处，窗口边安装了对讲机和门铃。一名身穿卡其色衬衫、打着绿色领带的警员说：“什么事？”

斯塔尔说：“我叫斯特拉·希金斯，我女儿在这儿。”

警员定睛注视着他们。神甫知道他在观察他们，琢磨着他们是什么样的父母。他说：“请稍等。”然后消失了。

神甫压低声音对斯塔尔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装作态度端正、安分守法的公民，对孩子做了错事而不知所措，对执法人员只有深深的敬意。人家那么忙，我们还去给人家添麻烦，实在很抱歉。”

“知道了。”斯塔尔僵硬地说。

一扇门打开了，警员把他们放了进去。“希金斯先生、太太。”他说。神甫没有纠正他。“请跟我来。”他带领他们走进一间会议室，里面铺着灰色地毯，摆放着毫无特色的现代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