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24

库马利的同事已经到了，高高的庄园大门敞开。我驶入那条漫长的车道，发现三名男子在车子附近等着，全都穿着便衣在抽烟，有两个在打手机。

其中两人看起来就像一般警探。但第三个则一身贪腐的气息。他四十来岁，高而胖，穿着光鲜的西装，完全就是个脑满肠肥的暴发户模样。库马利介绍了他，但我根本没听清楚他叫什么。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喊他“警官”就是了。

那些警察按电铃时，我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这是我在公园找到库马利以来的第四次，但我再度决定不要接。我猜想—应该说是希望吧—那是乌菲齐美术馆的人打来的，而我不希望被迫解释得太匆忙。我需要很多时间慢慢解说，因为我要讲的那件事，可能是他们毕生所听过最奇怪的主意了。

没人来应门，于是库马利拿出备用钥匙打开了门。里头还是一片昏暗，眼前是个豪华的用餐室，虽然我没来过这个区域，但我还是带着他们穿过房间到书房去。里面跟昨夜唯一的不同，就是窗帘紧闭着。我猜想我走了之后，卡梅隆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一会儿，思念她死去的丈夫。当然了，除非我昨天晚上真的听到了门关上的声音，屋里有另一个人过来，待在这个书房里。

我把窗帘拉开，让光线充满室内，然后转身面对着那四名土耳其警察。“我跟库马利警探说过了，我不认为道奇死的那夜是单独在屋里。我想有个人来这个房间找他—是他认识的人。”

“他要怎么进来？”那个我称之为警官的家伙挑衅地问道。

我怕浪费时间跟他纠缠不清，于是同样严厉地反击。“先暂时听我说下去—假设访客知道如何避开监控系统，比方他晓得有个地方是摄影机没有覆盖到的，或是晓得一个翻墙的办法，随便什么都有可能，但是不重要。”

“好吧，那你说快一点。”一个警探说。

我没理他。“当时灯都关了，窗帘是打开的—犯罪现场报告是这么说的。”我指着那张皮革安乐椅，“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访客站着，道奇坐在他的药物旁边。他嗑药嗑得正爽，不打算离开。

“但那个访客想好了计划—他要引诱道奇到下头的观景凉亭去，然后把他推下悬崖。”

“他说了什么让他下去的？”警官插嘴。

“我不知道。”我回答。

“哼，那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那个访客跟他讲话的时候，烟火开始了，”我说，“开场是一颗白色的大星星在岬角上方爆开。每个人都说非常大—”

“是啊，从伊斯坦布尔都能看到。”另一个警探说。我礼貌地微笑—伊斯坦布尔在五百英里外。

“但有件事凶手没想到，”我继续说，“就是烟火的本质。”

那些警察面面相觑—这个联邦调查局白痴在鬼扯什么啊？烟火不就是烟火吗？

至少我让他们专心听了。“要让烟火亮得连伊斯坦布尔都能看到，里头就得加入镁粉。大型烟火常常是这样—镁粉能在刹那间把黑夜变成白天。所以早年摄影师的闪光灯，也是利用镁。”

“听我说，”库马利开口了，“烟火，镁—这代表了什么吗？”其他人听了纷纷附和。

“代表我们有了闪光灯，有了拍摄对象，就是道奇和他的访客，”我回答，“唯一还缺的，就是底片。”

我指着壁炉旁那两面大镜子。“镜子就是玻璃背后涂上一层硝酸银。什么是硝酸银？就是底片，以前用来拍摄电影的就是这种。”

大家都没说话，只是瞪着眼睛，努力消化这些信息。

“这里都齐全了，”我说，“闪光灯。拍摄对象。底片。我相信不管当时谁在这个房间里，我们都拍到了他的照片。而且我想照片就印在这些镜子的背面。”

他们还是没说话，依然怀疑地看着我。我不能怪他们—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很异想天开。

库马利是第一个回过神来的。“只是确认一下—你打算要把这两面镜子送去‘冲片’？”她问。

“对。”

“去哪里—一小时冲印店？”

我露出微笑，但还没来得及回答，警官就开口了。“这太荒谬了—镜子背面的照片。”他嗤之以鼻，“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然后他示意其他人一起往外走。他大概忙着要去勒索一些黑道人士。

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对他展开攻击。我对贪腐向来不太能忍受。“你为什么说这很荒谬？因为以前没发生过？联邦调查局有全世界最顶尖的犯罪实验室，你听到没？最顶尖的。我们很习惯当先驱，你怎么知道什么是荒谬的、什么又不是？”

从他小眼睛里冒出的火花和扭曲的嘴唇，我知道自己制造了一个毕生的死敌了。但我不在乎。在事情更恶化之前，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我看了一眼屏幕，看到那是意大利的号码。

“这是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打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打算要求他们协助，帮我救回影像。”

其中一名警探—显然是三个人之中的领袖—摇摇头。“不行，”他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协助，意大利人或谁都不行。镜子不能搬走。你这是病急乱投医了。”

“好吧，”我说，“好吧，那我现在提出正式要求，代表联邦调查局，要取得这两面镜子，进行鉴识检验。如果你们要拒绝，那就得提出书面理由，好让我转给白宫和安卡拉的相关官员。”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但我没有要接的表示。我们全都站在那里，不发一语。就在电话停止震动前，那个领头的警探耸耸肩。“那就把那些该死的镜子搬走吧，”他气呼呼地说，“你要浪费时间，那也随你了。”

“谢谢！”我回答，“我该找谁帮忙安排搬走？”

警官大笑。“不晓得。试试看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吧—他们不是无所不知吗？我相信他们能帮忙的。”

另外两个警探也笑得很开心。库马利一脸尴尬，显然被她同事的表现搞得很难为情，但是当那个领头的警探挥挥手要大家出去时，她也顺从地跟着出去了。

他们点了香烟，走上草坪，我相信是在欣赏景色的同时，也一边讲我坏话。我趁这个空挡回电给乌菲齐美术馆。有人已经通知了那个修复工坊的主任，他大概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艺术品修复专家。于是我找到了他，跟他解释我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他一开始大笑，笑完之后，他要我再从头讲一次。接着他问了十来个问题，才终于同意—我想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挑战—但要我明白，他几乎完全不指望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