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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汉森也和他的母亲一样固执，坚决不愿意离开这块收养他的地方。

教导他的神父毫无办法，只得打发他去了偏远山区里的一个教会，那儿的主管是个传统派，奉行更为严厉的教义。汉森在那里被蛮横地软禁起来。别人像看管疯子一样看管着他。他不能离开自己待的那座屋子，不许读书看报，不许有人陪伴，连大声笑笑都不行。人们遭到囚禁时的反应各不相同，就像他们站到高处、挨冻或是临死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一样。汉森的反应非常糟糕，三个月之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看管他的教友陪着他去做弥撒的时候，他把其中一个人摔下了楼梯，另一个被吓跑了。这之后他又回到雅加达，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护照，就躲进了他熟门熟路的那些妓院。那儿的姑娘们都很照顾他，作为报答，他就替她们拉皮条、当保镖。他还给客人端啤酒、洗杯子，把捣乱的家伙赶出去，听别人忏悔，接济别人，还跟孩子们在后面的房间里一起玩。现在我了解他了，我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既没有大惊小怪地抱怨，也没有惹是生非。他刚刚三十岁，欲望之火仍在熊熊燃烧。直到有一天，汉森又像往常那样受到了冲动的驱使，他刮掉胡须，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自己走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找回他那英国人的灵魂。

领事既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而是长年为情报部效力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听了汉森的故事，问了一两个乏味的问题，虽然表面上装得无动于衷，私底下却立即开始行动。许多年以来，他一直想找一个有汉森这种天赋的人。汉森放荡不羁的性格一点也没影响领事，他就喜欢他这个样子。领事发电向伦敦询问了汉森的背景情况；他借给了汉森为数不多的现金，还让汉森在三联收据上签字，因为他不想表现得过分热情。伦敦方面发来的回复把汉森的母亲标为“白色”，这表明她曾是情报部门的一名间谍。领事高兴得连杯子里的水都洒出来了。

又过了一个月，汉森有点懵懵懂懂的，这意味着他已经知道了，不过只知道了一半，但也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有可能和被人们笼统称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部门搭上了一点关系。又过了两个月，像以前一样从不安分的汉森跑到爪哇南部转了一圈，名义上是去寻找古代的卷册，实际上却是帮领事调查共产主义颠覆势力的情况，最近汉森把这类人当成了新的敌基督。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他怀揣着自己一直想要的崭新的英国护照，动身前往伦敦，只不过护照上写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翻到汉森的训练记录摘要，他接受训练总共只有六个月。当时负责沙拉特的是克莱夫·贝拉米，他又高又瘦，爱搞恶作剧，是伊顿的毕业生。“在一切实用技能方面的表现均十分出色，”他在汉森的结业报告中写道，“记忆力一流，反应迅速，独立生存能力强。需要强力驾驭。如果我的船上发生兵变，第一个要挨鞭子的肯定是汉森。需要广阔的施展空间，得有个一流的指挥官。”

我又翻到他的行动记录。这一部分也看不出任何毛病。由于汉森还是个荷兰人，总部决定保持他的原有身份，刻意减弱他身上英国人的特点。汉森表示不服，不过他们制住了他。当时，几乎所有人（除了他们自己）都把身在海外的英国人视为美国人，只不过觉得他们没有美国人那么大的影响力罢了。因此，总部为了招到一个瑞典人恐怕都愿意去杀人，为了招到一个西德人也会去偷去抢。就连比较容易弄到手的加拿大人，总部也会笑脸相迎。回到荷兰之后，汉森正式与耶稣会脱离了关系，开始寻找东方就业的新机会。在那个年代，西欧各国的首都总共有二十多家东方学术机构。汉森一家一家地登门应聘，这个地方答应要他，那个地方也给出了承诺。法国的一家东方新闻社聘请他当特约通讯员。伦敦的一家周报在总部的敦促下也给他设了一个职位，条件是不从报社拿一分钱。他的掩护身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完善起来——范围很广，因此有理由四处旅行，随心所欲地问各种问题；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这样别人就搞不清他的财产状况，因为谁都不知道雇用他的好几个老板分别给了他多少钱，或是让他做什么工作。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也许是在随着帝国的衰落而逐渐减少，不过美国人在东南亚也是泥足深陷，他们跟越南在正式地打仗，跟柬埔寨在非正式地打仗，跟老挝则是在悄悄地打仗。虽说我们扮演着美国人跟屁虫的不光彩的角色，但能向他们提供像汉森这样可贵的才能，我们还是觉得很高兴。

间谍技术能做成许多事。它能够拍摄到农作物、壕沟、坦克、火箭发射场、轮胎印，甚至能拍到驯鹿迁徙的过程。哪怕是俄罗斯战斗机飞行员在四万英尺的高空放个屁，或是有中国将军在梦中打嗝，这种声音它都能捕捉到。但它无法取代人的理解。要是一个柬埔寨农民种在山坡上的庄稼被基辛格博士派来的没有标记的轰炸机炸得精光，女儿被卖到城里当妓女，儿子被哄骗得离开农田去替美国傀儡军打仗，或是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不得不加入红色高棉的队伍，间谍技术不可能告诉你这位农民心里的感受是什么。间谍技术也无法读出身穿黑色宽松裤的丛林士兵的唇语，他们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倡导者是一个嗜血成性、曾在索邦大学接受教育的柬埔寨精神病患者144。间谍技术侦测不到一支非机械化部队排放的废气，破译不出一支没有无线电的部队的密码，计算不出靠甲虫和树皮就能生存下去的士兵需要多少给养，也无法估量那些一无所有、只能去赢得未来的人们会有怎样的士气。

可是汉森能够做到。汉森已经成了一个亚洲人，他可以不带食物徒步行走一个星期，可以蹲在部落里听村民的窃窃私语。早在当地人日益高涨的反抗之风吹动金边和西贡大使馆上的星条旗之前，汉森就可以预先判断出他们的情绪。他还能向轰炸机指示出——他的确这么做了，后来他觉得很后悔——他能向美国的轰炸机指示出哪些村子在窝藏越共分子。他也是个善于利用别人的家伙。他能从各行各业里招到帮忙的人，教他们怎么去看，去听，去记，去报告。他知道该告诉他们多少东西，知道该如何奖励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这么做。

先是几个月，然后是几年，汉森就这样在柬埔寨北部的所谓“解放区”里行动着，这些地区名义上处于红色高棉的控制之下。突然有一天，汉森从自己居住的那个村子里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村里的人也都给带走了。很快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成了又一起发生在丛林中的失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