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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可以眼睛半睁半闭、似睡非睡地倾听；他那圆胖的身子向前倾着，一动不动，脸上带着善解人意的微笑，这也是他在倾听。他能够倾听别人，是因为他从不指望从其他人那儿得到任何好处，从不做任何批评，而且在你坦白之前，他早已宽恕了你犯下的一切可怕罪行。不过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的妻子安恩。他比窃听器还善于聆听，因为一旦碰到至关重要的信息，他的头脑立刻就会兴奋起来；他好像有本事预先发现这些信息，即使他还不清楚它们究竟会引向何处。

在我来到讯问处的许多年前，史迈利也就是这样聆听来自赖斯利普区迪恩街十二号的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先生的，也是在这个909房间。现在我正坐在这里，好奇地翻阅着一卷标着“即将销毁”的发黄的档案，这是我从讯问处保险库的架子上翻出来的。

我是漫无目的地开始翻看的——你甚至可以说有几分轻佻——就像在俱乐部里随手拿起一本过期的《闲谈者》杂志一样。突然，我无意间发现档案中出现了史迈利那熟悉而谨慎的笔迹，一页接着一页，小写字母“t”有着德国式的尖锐笔锋，“e”则是希腊式的花体，还有他那传奇一般的签名标记。每次他不得不在表演中亲自出场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简称为“DO”，这是“值班军官”（Duty Officer）的首字母缩写。史迈利对首字母缩写的痛恨可是出了名的，从这一点上你也能再次看出他天性中避世的一面，如果不能算是完全遁世的话。即便是发现了一卷失落的莎士比亚手稿，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激动。所有的材料都在：霍索恩那封信的原件、根据谈话时的录音整理出的文字材料，甚至还有霍索恩签过字的旅费和零用钱的收据。

乏味无聊的感觉一扫而空。遭到贬谪的沉重不再压迫着我，这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的死寂也是一样。我和史迈利分享着这儿的一切，等着听到阿瑟·霍索恩那双忠心耿耿的军靴发出的咔嗒咔嗒声，等着他大步穿过走廊，来到史迈利的面前。

“尊敬的先生，”霍索恩在致“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长官”的信中写道。看到这儿，由于我们都是英国人，他所在社会阶层的特点已经跃然纸上——也许只是因为他随便乱用大写字母显得很奇怪吧，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都喜欢这么干。我估计他写这封信肯定花了不少工夫，说不定手边还摆着一本字典。“我希望能和您部门里的工作人员面谈，关于一个人，他为英国情报机构做过秘密工作，是最高级别的。这个人的名字对于我妻子非常重要，也许对你们自己也很重要，所以在这封信里我不便提及。”

全文到此结束。签名是“二级准尉A.W.霍索恩，已退役”，即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史迈利从选民登记表中查到的就是这个名字，然后他还去查了陆军部的档案。史迈利在霍索恩的个人情况记录单上不厌其烦地写道：生于1915年，1939年应征入伍，曾随第八军团在开罗和阿拉曼155作战。原士官长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战斗中两次负伤，荣获三次嘉奖及一枚英勇勋章，退役时的记录上没有丝毫污点，“堪称全世界作战人员中最为杰出的楷模”，他的指挥官在一通热情洋溢却有点夸张的嘉奖令中如此写道。

我知道，作为一位出色的专业人士，史迈利肯定会在客户登门拜访之前早早就位，就像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我做的一样：坐在同一张用战争期间的松木做的破旧的黄色桌子前，桌子的边缘被烧成了棕褐色，据说是德国佬干的；桌上摆着同一部老式电话，拨盘上既有数字也有字母；同一张手工上色的女王照片，是她二十岁时骑在马背上拍的。我仿佛看到史迈利皱起眉头盯着手表，然后拉长了脸环视着和平常一样乱糟糟的房间，因为从大家能记起的时候开始，我们一直在跟国防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决定负责打扫卫生的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我仿佛看见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绢——又是很费劲，史迈利不管做什么动作都得费一番工夫——擦掉他那把木椅子上的尘垢，然后提前把桌子对面霍索恩要坐的椅子也擦干净。接着就像我自己也做过好几次的那样，把女王陛下的照片擦拭干净，摆正相框，让她那双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我估计史迈利已经在提前研究谈话对象的心理了，任何优秀的情报官员都应该做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一个当过士官长的老兵肯定还是希望看到他这里井井有条。然后我看到了霍索恩本人，准时得分毫不差，在看门人的带领下走进房间，身上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服，衣扣像军装一样扣得整整齐齐，靴子的尖头擦得铮亮，像七叶树果似的在暗中闪闪发光。史迈利在会面记录单上对霍索恩的描述只有寥寥几句，却非常传神：身高五英尺七英寸，灰白的短发，胡须剃得很干净，一副军人仪表。其他特征：左腿微跛，穿着军靴。

“我是霍索恩，先生。”他干脆地说道，随即以立正姿势站好，史迈利好不容易才劝他坐下来。

史迈利那天的身份是诺丁汉少校，有一张带照片的气派卡片可资证明。这会儿我读着史迈利写的报告，口袋里也装着一张类似的卡片，上面的名字是内德·阿斯科特上校。可别问我为什么要选阿斯科特这个名字，你只需要知道我在选择地名作为化名的时候，又一次下意识地模仿起了史迈利小小的习惯。

“长官，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问问，您来自哪个部队？”霍索恩坐下后问史迈利。

“综合后勤服务部队。”史迈利说道，上头只允许我们这么回答。

不过我敢肯定，这句话史迈利很难说出口。和我一样，他也不情愿把自己说成某种从不参与战斗的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霍索恩带来了他的那些勋章，用一块擦枪布包着。为了他，史迈利很有礼貌地逐一查看了勋章。

“是为了我们的儿子，先生，”老人说，“我一定得来问问您。我妻子——唉，她根本都不愿意再听了，她说那都是他在胡说八道。但我跟她说，我得来问问你们。我告诉她，哪怕您拒绝回答都没关系，可要是不替儿子问问清楚，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他的义务。”

史迈利什么都没说，可我敢肯定他的沉默之中带着同情的意味。

“少校，您要知道，我们只有肯这么一个儿子，所以这是很自然的。”霍索恩带着歉意说道。

史迈利还是让老人慢慢地说着。我不是说过他最善于倾听吗？史迈利不需要问什么问题，就能引导着你把答案说出来，这全都是因为他倾听的时候特别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