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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想打听什么机密，少校。我们也不问那些不该知道的事。可是先生，霍索恩太太快不行了，她临走之前需要知道那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要问的问题他早已仔仔细细地准备过，现在他提出来了，“我们的儿子，他是不是——肯是不是——虽然看起来一直在干着违法犯罪的勾当，但其实他是在苏联执行敌后任务？”

看到这儿，你也许可以说，我第一次赶在了史迈利的前头。这仅仅是因为我在苏联处待过五年，对以前执行过哪些任务一清二楚。我感觉到一丝笑意浮上了我的脸颊，而我对这个故事的兴趣也变得更浓了。

不过我敢肯定，史迈利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东西。我估计他的表情变成了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就像个内务官员。也许他摆弄了一下眼镜，他那副眼镜总让人觉得应该架在一张更大的脸盘上。最后史迈利问霍索恩为什么会这么想，不过他问话时很真诚，不带丝毫怀疑。

“是肯跟我们说的，长官，就因为这个。”史迈利这边还是没有任何表示，只不过永远敞开着那扇门，“您知道，霍索恩太太不愿到监狱里去看肯。我会去。每个月都去。他因为严重伤害罪被判了五年，因为是惯犯又加了三年。我们那个年代还有保护性拘留。我们坐在监狱的食堂里，我和肯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肯突然把脑袋凑过来，压低嗓子对我说：‘别再到这儿来了，爸。这样我很难受。我其实并不是被关在监狱里，你知道。我是在苏联。他们特地把我带回来，就是为了让你能看看我。我在做敌后工作，不过可别告诉妈。写信给我没问题，他们会把信转过去的。我也会以囚犯的身份给你回信，我假扮的就是个犯人，因为没有比监狱更好的掩护场所了。不过事实是，爸，我跟你当年在沙漠之鼠部队156一样，也在为祖国效力，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人就是为了这个才来到世上的。’打那以后我就没再要求去探视肯。我觉得我必须服从命令。当然，我给他写了信，是写到监狱去的。寄给霍索恩，编号多少多少。三个月之后我会收到他用监狱的信纸写的回信，每次看到信我都觉得儿子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时候字写得很大，很用力，好像有点生气；有时候写得又小又匆忙，好像没时间似的。有一两次信上还写着我不认识的外国字，大部分又划掉了，好像他都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写信了似的。有时候他会给我一点儿暗示。他会说：‘我有点冷，不过很安全。’他会说：‘上个星期我锻炼得有点过头了。’我没告诉我妻子，因为肯不让我告诉她。而且就算说了，我妻子也不会相信。我把那些信拿给她，她直接就推开了——这太让她伤心了。但是肯死的时候我们都去了，看到他的尸体躺在监狱的太平间里，给戳得稀烂。足有二十处刀伤，可是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她没哭，她从来都不哭，但这跟杀了她没什么两样。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我实在忍不住了。‘肯是个英雄。’我对她说。我是想让她醒醒，因为她整个人都木呆呆的。我抓住她的袖子轻轻摇了摇，让她听我说话。‘他不是什么卑鄙的罪犯，’我说，‘我们的肯不是那样的人。从来都不是。杀死他的人也不是罪犯。是那帮赤色的苏联人。’我把袖扣的事也告诉了她。‘肯在编故事，’我妻子说，‘他总是这么干。他不明白谎言和现实有什么区别，从来都不明白，这就是他的问题。’”

和牧师、医生一样，讯问者也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能够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转而问另一个问题，换了我自己也会这么做。

“什么袖扣，士官长？”史迈利问道。我仿佛看见他垂下眼帘，下巴也缩进了脖子里。他这是又一次做好了准备，要仔细听听老人的故事。

“‘我们没有勋章，爸，’肯对我说，‘勋章那东西不安全。要想拿勋章就得登报，那样一来知道事情的人就太多了。要不然我也会和你一样拿到勋章。实话告诉你，我的勋章说不定比你的还厉害，比如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类的，因为他们总是逼着我们竭尽全力，有时候甚至连这都还不够。不过，如果你的工作干得挺好，就能得到一对袖扣，他们会替你保管在一个专门的保险柜里。然后他们每年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在什么地方我可不能告诉你，宴会上有香槟，有侍者，服务好得你都不敢相信，我们这些在苏联工作的人都会去参加。我们会换上燕尾服，戴上袖扣，这就跟穿着制服一样，只不过很隐秘罢了。晚会上会有致辞，会有人跟我们握手，就和你当年获得勋章时参加的授勋仪式一样，不过仪式在哪儿举行的我可不能告诉你。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把袖扣交回去。必须上交，这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要是哪一天我失踪了，或者是出了什么事，你就可以给国家安全局的人写封信，问他们要你儿子的那对苏联袖扣。也许他们会说从来没听说过我这个人；也许他们会问：‘什么袖扣？’不过他们也可能会出于同情给你破个例，让你拿回袖扣，因为他们有时候这么做过。如果他们把袖扣给了你——你就会明白我干过的一切坏事，其实都是你无法想象的好事。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好孩子，百分之百的好孩子，袖扣能向你证明。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史迈利问了那小伙子的全名。接着又问了他的出生日期。然后他问到了肯受教育和学历的情况，可想而知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很不起眼。我仿佛看见史迈利把这些细节都记了下来，一声不吭，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肯尼思·布拉纳姆·霍索恩，老军人告诉他——布拉纳姆是他母亲娘家的姓，长官；有时候他犯下所谓的罪行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1946年7月14日出生在福克斯通，长官，那是我从战场上回来十二个月以后。我不想那么早要孩子，虽然我妻子很想要，长官，我觉得太早要孩子不好。我希望我们的儿子能在和平时期长大，长官，父亲母亲都健在，能好好照顾他。少校，我觉得这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的权利，虽然这权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得到。

不管肯尼思·霍索恩说的故事多么难以置信，史迈利接下来的任务都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哪怕是坏人——失去洗脱罪名的机会。当时的圆场尚不具备汇总所有情报员信息的可靠的检索系统，勉强用来充数的系统收集的信息残缺不全，简直有些丢人，而且这种残缺不全常常还是有意为之，因为相互竞争的各个部门都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掌握的资源，一有机会就会从其他部门去偷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