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乔治·史迈利简史（第2/2页）

而另一方面，当他见证自己自然而然的快乐日渐凋零时，心中平添忧愁。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忠诚发散出来的诱惑，他发现生性怯懦的自己只会习惯性地退缩。他对这种自然反应采取了敬而远之的警惕措施。通过理智的力量，他迫使自己在看待人性的时候用临床医学般的客观眼光，但又因为他既非神仙，也非圣人，他对生命中出现的虚假还是感到既厌恶又恐惧。

不过，作为一个感性的人，长时间的背井离乡只会加深史迈利对英国的深爱。他饥肠辘辘地用牛津学院的记忆去喂养自己；关于它的美好，它那合理的闲逸，还有它做出判断时不紧不慢的成熟姿态。他憧憬着在哈特兰德码头度过秋风瑟瑟的假期，在康沃尔郡海崖上长途跋涉，期盼着海风的吹拂让脸庞变得光洁温热。这曾经是他的另一重秘密生活，而他现在则日渐厌憎新德国下作的侵扰，那些身穿校服的学生的跺脚以及叫喊，那些骄傲自大的疮疤脸及他们口中吐出的粗俗应答。他同时也非常怨恨那些教员胡乱干预他研究的项目——他钟爱的德国文学。然而在1937年冬天的一个恐怖夜晚，史迈利站在窗边，遥望着校园庭院里的盛大篝火：几百号学生围聚四周，他们的面容在跳荡的火光中闪现着狂喜的神采。他们往这异教之火里扔进了上百本书籍。他知道这些书的作者是谁：托马斯·曼6，海涅7，莱辛8，还有其他诸位作家。史迈利汗湿了的手环拢住香烟末端，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内心汹涌着怨恨的波浪，同时，也暗自庆幸确切知晓了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

1939年，他出没于瑞典，作为一位大名鼎鼎的瑞士小型武器制造商的信用代理人，他巧妙地构建了自己与对方的合作历史。此外，他的外貌也能奇妙地进行变更，因为他发现自己所能实现的变化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发型的简单改换或者一小撮胡子的增添上。整整四年，他来来回回穿行于瑞士、德国和瑞典之间，常常改头换脸。他从来没有想过，心中的畏惧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的左眼会在神经紧张时感到疼痛，这症状于之后的十五年内持续存在；他那肉乎乎的脸颊以及额头上扭曲的皱纹同样会犯这种毛病。他饱尝无法安睡、无法放松的滋味，他无论白天黑夜都能感觉到心脏一刻不停地跳动着，他那顾影自怜的情绪扩大到了极点，种种毫无道理可言的欲望会骤然袭来，包括对女人、对酒精、对运动以及对药物的欲求，只盼这些能够移除生活中的压力。

在这种状态下，他同时操持着可靠的生意和间谍工作。随着时间推移，情报网日渐成熟，其他国家开始弥补之前欠缺的远见和准备。到了1943年，他被召回本国。还没过六个月，他便嚷着要重出江湖，但他们不再让他走了。

“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斯蒂德-阿斯普雷说道，“现在就是训练一些新人，抽点时间休息下。结个婚，或者什么都好。放松就是。”

史迈利向斯蒂德-阿斯普雷的秘书安恩·塞康姆小姐求婚了。

战争结束了。他们付钱遣散他，他则带着美丽的新娘去了牛津，好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令人费解的十七世纪德国文学。然而两年后，安恩小姐已经身在古巴，而渥太华一名从事编码工作的俄国年轻人身上暴露出的内幕，使得拥有史迈利这种经验的人再度变得炙手可热。

这份工作充满了新鲜感，面临的挑战难以捉摸，在最初的时间里史迈利乐在其中。但更年轻的血液正源源不绝地输送进来，也许还顺带着更为新锐的思想。史迈利不再具备晋升资质，他逐渐看清自己从未青春过便已步入中年，他现在已经——以最体贴的方式——被束之高阁。

万事更变，今非昔比。斯蒂德-阿斯普雷已经离开，从新世界逃到了印度，寻求另一种文明。贾比迪死了。就在1941年，他与年轻的比利时无线电操作员一同在里尔9登上火车，自此二人再无音讯。费尔丁转而献身于对罗兰10的研究——只有麦斯顿还在。麦斯顿，职业外交家，战时纳入的新成员，部长的情报顾问；“第一个人，”贾比迪曾经说过，“第一个在温布尔顿11打权力网球的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以及美国人采用的孤注一掷措施，改变了史迈利所在组织的整体性质。斯蒂德-阿斯普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他不可能再在莫德林学院的研究室里边喝波特酒边对你下指令了；一小撮领取低薪的高素质人才发挥的业余作用，已让位给重大政府部门的雷厉风行、官僚主义以及阴谋诡计——说白了，幕后支配的就是麦斯顿，这个衣饰华美、有尊贵白发和银色领带并享受爵位的人物；麦斯顿，即便是秘书的生日也能铭记于心，他的礼数在女人堆里口耳相传；麦斯顿，一面满脸歉意地扩张着自己的帝国，一面满心遗憾地搬进了更为宽大的办公室；麦斯顿能在亨利镇举办出色的家庭宴会，也能依靠部下的成功上位。

战争时期，他们把他这个专业的公务员从正统部门引进，他擅长处理文书，并且能通过臃肿的官僚机器汇聚众人才智。能够跟一个知根知底的人打交道，这让高层很是受用，而且这个人不仅能让任何颜色简化为灰白，还能穿行于他熟知脾性的上司当中。在这些方面他确实做得颇为出色。他们喜欢他为自己的交际圈致歉时的羞赧，为属下的不轨行径辩护时的伪善，以及应许诺言时的灵活机动。他不愿12抛掉作为一名情报员身披斗篷暗藏匕首的优势，而是助上瞒天过海，对下耀武扬威。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甚是怪异。他并非特务机构名义上的领导者，而是各位部长的情报顾问，斯蒂德-阿斯普雷老是把他形容为“大太监”。

对史迈利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廊道是灯火通明的，成员是聪慧年轻的。他自觉死板且落伍，一个劲儿地怀想着骑士桥13那边残破的连栋房屋，那里是一切发生的起点。他的相貌似乎能够反映出一种衰退的迹象，他比以往更为弯腰驼背，更像一只蛤蟆。他眨眼的频次提高了，而且获得了“鼹鼠”14的昵称。不过，他那初出茅庐的秘书对他青眼有加，自始至终把他称作“我亲爱的泰迪熊”。

史迈利现在的年岁已经不适合出国了。麦斯顿说得很清楚：“怎么都好，我亲爱的朋友，十有八九是因为你在打仗那会儿东钻西跑四处搜寻，所以现在可就蔫了。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吧，老伙计，也好让咱自家的火烧着。”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乔治·史迈利会在1月4日星期三的半夜两点，坐在一辆伦敦出租车的后座上前往剑桥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