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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大街上的“巴布亚大道”是间低矮、生意清淡的小酒馆，塑料天花板上有带监狱风格的条纹灯光，困在木料横板之间。几年前这里曾发生爆炸，没人记得为什么。宽阔的窗户开向巴布亚大街，直面大海。一张长桌边，一个下巴肥厚的男人在穿黑西装、戴墨镜的保镖保护下，对着电视摄像机大吹大擂。大熊坐在他自己的空间里，看他自己的报纸。周围的桌子空无一人。他穿着P&B的条纹休闲外套，头戴一顶从精品区花六十美元买来的巴拿马帽。闪亮墨黑的海盗胡子看来像刚洗过，刚好配他乌黑发亮的眼镜框。

“你打过电话来，泰迪。”潘戴尔提醒着。他已经在报纸后面坐了一分钟，却没有任何动静。报纸心不甘情不愿地放下。

“干吗？”大熊问。

“你打电话，所以我来了。外套看来挺好的。”

“谁买了稻米农庄？”

“我的一个朋友。”

“阿布瑞萨斯？”

“当然不是啰。”

“为什么当然不是？”

“他快破产了。”

“谁说的？”

“他说的。”

“也许你付钱给阿布瑞萨斯。也许他替你干活儿。你和阿布瑞萨斯搞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一起贩毒，像他老爸一样？”

“泰迪，我想你是疯了。”

“你拿什么付卢尔德的钱？你吹嘘的‘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是谁？竟没分卢尔德一杯羹？这实在让人作呕。怎么会想出这种荒唐的点子，在铺子楼上开间会客厅？你出卖给什么人啦？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个裁缝啊，泰迪。我替绅士做衣服，而且我生意兴隆。你打算替我做免费的宣传吗？不久前《迈阿密先驱报》上有篇报道，不知道你看见没。”

大熊叹口气，声音一点活力都没有。就算最初曾有过同情、怜悯与好奇，也早就流失殆尽了。“我来解释新闻业的基本原则吧。”他说，“我有两种赚钱的方法。第一种，别人付钱让我写故事，所以我就写。我痛恨写，可是我得吃饭，我得要钱养我的嗜好啊。另一种方式，别人付钱要我别写故事。对我来说，这种方式比较好，因为我不必写任何东西，一样可以拿到钱。如果我牌玩得更好些，靠着不写东西，我可以比写东西赚到更多钱。还有第三种方法，这个我不喜欢，我称之为我的最后手段。去找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提议出卖我所知道的事。可是这个方法让我很不满意。”

“为什么？”

“我不喜欢暗中交易。如果我是和普通人交手——比方你——或和那边那个人——我知道我可以毁了他的声望，他的生意，或他的婚姻，而且他也知道，所以那个故事就有价格，我们可以达成协议，这是很普通的商业手法。可是，如果我去找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他不以为然地摇摇颀长的头，非常轻微地——“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值多少钱。他们有些人很精明，有些却很笨，你不知道他们是不在乎还是不告诉你。所以就要虚张声势，再吓唬回来，很浪费时间。也许他们也会用我的档案来威胁我，把我打倒。我不喜欢这样浪费我的生命。你想要做生意，就快快给我一个答案，省得我麻烦。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因为你有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任你摆布，所以在客观衡量你的财力时，当然也应该把他列入考虑。”

潘戴尔有股冲动，想把他的微笑按顺序一一整理好，先是一边，接着是另一边，然后是脸颊；等他容许这些部分全集中一致的时候，就轮到眼睛了。最后是他的声音。

“泰迪，我想你在耍欺负老实人的老把戏。你一面告诉我说‘飞吧，飞吧，全都泄露啦’，然后一面盘算，等我赶往机场的时候，就搬进我的房子里去。”

“你替老美工作吗？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可不喜欢哦。一个英国人闯进了他们的保留区，他们会来硬的。如果他们是自己动手，那又是另一回事。他们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在这里出生，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可以随自己喜欢去做，他们总是有办法的。可是你以外国人的身份到这里来，背叛了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是很不能忍受的事。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泰迪，你说的没错。我很骄傲地说，我是替老美工作。南方司令部的指挥官喜欢朴素的单排扣和多一条长裤，以及他所谓的背心。至于美国代办，他有件马海毛呢无尾晚宴服，和他到诺斯黑文度假穿的斜纹呢外套。”

潘戴尔站起来，感觉到膝盖后侧抵着长裤，抖个不停。

“泰迪，你没有任何不利于我的消息。如果有，你就不会开口问了。而你之所以没有任何不利于我的消息，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消息可挖。至于你谈到钱，如果你能付清你身上这件外套的钱，我就很感激了，好让玛塔可以清理她的账本。”

“你和那个没脸的混血杂种干什么勾当，不关我的事！”

潘戴尔离开大熊。他和潘戴尔进来时一样，头后仰，胡子乱翘，读着报纸上他所写的东西。

回到家，迎接潘戴尔的是空荡荡的家，让他有点受伤。这就是我辛苦一天换来的代价吗？他追问着空荡荡的墙。一个有两份职业、把自己弄得不成人形的男人，一定要在晚上自个儿买东西回家吃吗？然而他顿觉宽慰。露伊莎父亲的公文包再次躺在她的书桌上。他急忙打开，拿出一本封面用哥特式字体写着“狄嘉多博士”的厚重公务日志。旁边是一叠往来通信的档案，标记着“约会”。潘戴尔抛开一切让他分心的事，包括大熊威胁要揭发他，让自己再次成为彻头彻尾的间谍。天花板的灯有亮度调节器，他开到最亮，把欧斯纳德的打火机贴近一只眼睛，另一眼闭上，透过细小的窥视孔看个究竟，一面努力让鼻子和手指不遮住镜头。

“迈基来过电话。”露伊莎在床上说。

“打到哪里？”

“打给我，办公室。他又想杀掉自己了。”

“喔，没错。”

“他说你疯了，说有人偷走你的脑袋。”

“还真不错。”

“而且我也同意。”她说，把灯熄掉。

这是星期天晚上，他们的第三家赌场，但安迪还是没让上帝接受考验，虽然他对法兰打包票说要这么做。整个周末她几乎都见不到他，除了从睡梦里偷来的几个小时，和一次疯狂缠绵的清晨做爱，然后他就匆匆赶回去工作。周末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大使馆，跟身穿费尔岛套头衫、脚踏黑色胶底帆布鞋、送热毛巾与咖啡的谢伯德一起度过。至少在法兰的想像里是如此。她不该想像谢伯德穿黑色胶底帆布鞋，因为她从来没看他穿过。可是她记得念寄宿学校的时候，有个体育老师穿那种鞋，而谢伯德也有他那种卑躬屈膝的热忱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