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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

我在欧洲待的那一年里，从没踏足德国，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瑞士登山。不过我们倒是在瑞士碰到了不少来自德国的登山者：有些德国人很友好，有些则不。我第一次见到让-克洛德和理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望着艾格尔峰北壁，一致认为凭借当今的登山技巧和技术，压根儿就不可能登上这一面山壁，当时附近有五个非常紧张、非常严肃而且非常不友好的德国人在高谈阔论，仿佛他们真的要去攀登艾格尔峰的北壁。当然啦，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就连山周围的冰隙都过不去，估计在那道斜坡上爬100英尺左右就该放弃他们大胆的探索了。

为了准备我们的德国之旅，我和理查先回了法国，他必须去那里结束一些金融业务，后经由瑞士去了苏黎世，又向北到了边界地区，从那里换乘火车，因为那时候德国火车的铁路轨距与周边国家的并不相同。这当然是德国的邻国所采取的军事防御措施，即便恺撒大帝从前的土地早已因为《凡尔赛和约》而变得毫无危害了。虽然我们坐在火车包厢里（这还要多谢布罗姆利夫人的开支），可理查还是小声告诉我，现在的魏玛共和政府就是一个相当无能的左翼辩论学会。

随后，在那天早晨，我们到了慕尼黑。

那天下起了雨，低沉的乌云快速向西飘去，而我们的火车则向东行驶。1924年11月的德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德国的村庄非常整洁，都装有飞檐，一些现代建筑挨着住宅、公共建筑，而这些住宅和公共建筑看上去像是从中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了。鹅卵石被雨水打湿了，反射着微弱的日光。有几个男人在村里的路上走着，他们的穿着打扮很像是种田的农夫或工厂里穿着吊带工装裤的工人。不过我还瞥见几个男人，穿着时髦的灰色双排扣西装，拿着皮质公文包。不过我透过火车车窗看到的每一个人，包括农民、工人和商人模样的人，看上去……都像背着包袱。仿佛德国的地心引力比英国、法国和瑞士的地心引力都要大。就连穿着西装的年轻男子打着被雨打湿的雨伞匆匆而行时看上去都有些弯腰驼背，微微佝偻着，头低着，眼睛抬也不抬，仿佛每个人都背负着无影无形的重担。

随后我们穿过了一片工业区，在那里，大量矿渣之间是一排排砖和煤渣砖盖成的又长又脏的建筑物。很多塔状建筑和工业烟囱喷出巨大的火舌，仿佛橙色聚光灯的灯光照射到了飘飞而过的雨云之上。在这里我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方圆好几英里内都是这些丑了吧唧的工业用整块石料，以及大量煤渣、矿渣、沙子和废弃物，这些东西在雨中快速从我的火车车窗前掠过。

“去年一月的时候，”理查说，“德国政府拖欠了给条约缔约方的赔款。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1921年的75︰1跌到1923年初的7000︰1。德国政府请求协约国同意延期偿付赔款，至少要等到德国马克开始升值时再行赔付。协约国的答复是由法国给出的。前法国总理，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庞加莱派法军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和其他位于德国腹地的工业区。去年一月，这些军队来了，当时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是23︰1，然后一路跌到1800︰1，后来是160,000︰1，到了去年八月初，竟然跌到了1,000,000︰1。”

我试着去理解他的话。我一直很烦经济方面的事儿，从前了解到法军进入德国占领了这片工业区时，我当然没注意到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工业区这事儿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到了去年十一月，”理查说着向我这边探了探身，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说，“得用40亿德国马克才能换一美元。因为鲁尔法军在监视所有的工业生产、内河交通和钢铁出口，德国实际上是被一分为二了。在我们路过的每个工厂里，所有德国的工业工人其实都处于占领工业区的法军的武装警卫和监督之下，这些工人去年宣布罢工——而且，和鲁尔的工厂一样，在大多数这些工厂里，钢和其他产品的真正生产活动都已经停止，这是因为德国工人消极抵抗，总是搞破坏，甚至打起了游击战。法国人不停地抓人，把抓到的人驱逐出境，还把他们认为的怠工头头儿排成一行枪毙，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老天。”我说。

理查冲着街上的男男女女点点头。“去年，那些人都明白，就算他们的银行户口里有百万马克，也不够买一磅面粉，或者几个烂胡萝卜。买几盎司糖或一磅肉根本就是奢望。”

他深吸一口气，指着雨水滑落的窗外我们正要进入的慕尼黑郊外。“杰克，那里的人都很泄气，而且民怨沸腾。去见西吉尔时可得加倍小心。虽然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依旧算是异类。不过很多人，并非所有人，一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就讨厌，在慕尼黑，让-克洛德很可能人身安全堪忧。”

“我会小心的。”我说，甚至不肯定在这个奇怪、悲伤又愤怒的国家里，需要怎样“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

理查并没有提前订好宾馆。我们买了晚上10点回苏黎世的卧铺。我有点儿想不通这一点，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华酒店房间的费用算在布罗姆利夫人的预付款开支账户上。我知道，和让-克洛德不一样，理查既不恨德国，也不恨德国人——我还知道，自从一战爆发以来，他经常到这里来——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焦虑或害怕，我们才会连个好觉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我感觉，就是因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鲁诺・西吉尔见面，所以理查才会陷入这种我不理解的忧心忡忡的状态。

西吉尔在一封简短的电报里说他同意和我们见面——就见一小会儿，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他就是这么说的）——地点就在慕尼黑东南边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里。见面时间定在晚上七点，我和理查还有时间把我们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在车站头等车厢休息室的卫生间里稍稍梳洗一番，然后打着深色雨伞，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没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坐出租车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旧，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点儿吸引我的地方都没有。雨依旧很大，雨点砸在石板木瓦房顶上，一条条街道上既昏暗又阴冷，和任何一个波士顿的十一月夜晚毫无区别。自打我知道要来德国之后，我总觉着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德国，应该是在美丽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闲逛，街上还有数百位穿着考究又友好的德国人，向我说“Guten Abend（晚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