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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芬一会儿背对着我，坐在我的胯间。一会儿又坐到浴缸的另一边去，还把她的腿伸过来，搁在我的肩膀上。她忽然说：“你这个南方小混混，是不是听我把谈默的事讲完？”

“随便。但是提到谈默的时候，不许称我是南方小混混。”我说，“不过你在路上说你做了噩梦，谈默后来就死了，这里面有联系，我真是有点想知道呢。”

“你难道不是南方小混混吗？”安芬斜视着我，等待我对她送给我新称谓的认可。

“我的确是个南方小混混啊，可不要在说谈默的时候这样说我。”我说。是的，我怎么不是南方小混混呢？大学勉强毕业，在体育馆找到一份设计海报的工作，三个月后就因为得罪馆长而被解聘，后来就混迹于大大小小的广告公司。那些公司很小却把老板谱摆得很大的男人，大都留着大胡子或穿着西装，有个别甚至一年四季穿着唐装，以此标识自己很中国很经典。他们说是干着“上帝不换”的事业，其实就靠行贿政府官员，或者拼命巴结一些品牌商品的销售大腕，乞求到一点残羹冷炙过日子。他们通常是奴才和蛮狠者的混合体，在机场接人，在咖啡馆与客户谈判，仪态和声调，堪比绅士。然而，他们私下里能为你报销一张的士票破口大骂，脏话连篇，对不谙世事前来应聘的大学传媒系小女生，动手动脚，而一旦把她们弄上床，女孩过生日的时候却连巴掌大的蛋糕都舍不得送。就是这些人，我这个美院毕业生却不得不走马灯似的跟他们打交道。“你给老子滚，滚得越远老子的业务越兴旺。”他们通常叼着一支烟，烟从他们的胡子间冒来冒去：“你这样的自认为人才的瘪三，现在都不用到人才市场找，民工市场都满把抓。”有时候我跟他们打架，最后以自己被打得鼻青眼肿告终走人。后来我索性不去任何所谓的单位应聘了。我在城郊租住的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水泥垃圾房里画画儿，以别人要价的三分之一承接二三流杂志图书的插图活儿。大多时候，我在画自己的画儿，除非方便面快要吃完了，我才会想到去挣第二笔钱。人其实都是在等死的，与其跟自认为主流的社会杂碎一起等死，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等死。我也不要当什么画家，就是你把自己玩到曾梵志岳敏君那么牛逼，一张画拍到几千万元虚高，那又怎么样呢？也不过是效仿那些娱乐界的艺人，用装模作样买一些垃圾时尚杂志版面，摆波丝来证明自己的牛逼成功罢。那些人其实是物质狂，是守财奴，他们根本不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呢？如果我的画真正被几个人喜欢，我有一笔钱我做不了高尚的堂·吉诃德，也要做做一个现实的大仲马呀，把财富直接地在各种低档次的消费场子挥霍掉，一路云游，让钱合理地流到小饭店的服务生、卖笑陪酒的小姐、挥汗如雨的长途汽车司机、摆地摊的小商贩，流到他们的口袋里去。我死之前，最好是身无分文的，连大仲马的那三个铜板都没有才好呢。我可以毫不惭愧地想象那些善良贫苦的人，在挣到我的某一笔收入之后，送一件廉价的衣服给情人，割两斤鲜肉回去犒劳老婆孩子，想象他们躲在富人豪宅屋檐下与情人约会的简单快乐，他们破房子里飘着肉香的欢声笑语，那么我死的时候，一定像一个一辈子行善的基督教徒一样，静静地微笑着，像一个手抓糖果睡着的孩子一样满足。

“南方小混混有什么不好啊，我不是喜欢上了吗？”安芬放下一条腿，在浴缸里搅合着，然后把脚轻轻地试探到我的身下，贴在我的小弟弟上。“谈默早已经是一个死人，人死了其实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灵魂在别人心里活不活着。可是，谈默的灵魂在我心里死了。不然我那些碎心的往事，枝枝叶叶的，怎么跟你这个才认识几天的小混混倾诉呢？”

这会儿在安芬脚心的抚慰下，我的确很舒服了。我在水里仰着身子，闭上眼睛说：“谈默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被毙了。”

“什么？”我睁开眼睛，看到安芬的表情并不像是在搞笑。

“是的，被毙了。”

“他怎么会被毙的呢？”安芬留给我谈默的印象，怎么也跟“毙了”联系不上。

“我也曾经想不通。可是生活的现实，不会跟着人的思维逻辑跑啊。”安芬依然平静地说，“我在锦州做噩梦遇见他的那个时候，他的确出事了。那时候南方他所在的城市正在搞一场严厉的执法行动，从快从严缉查打击一批犯罪，以拯救城市的堕落，以及扼制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他犯罪了？”

“在某些特定时候看来，他就是在犯罪，不可饶恕。”安芬把她的双腿收回去，坐起来，用双膝支撑着自己的下巴，说，“比如，荔枝花，还有她的上海男友。荔枝花与谈默父母打架，就是为我怀孕打架的那次，那个上海男人那年来到亚布林山，把荔枝花接出医院后，他几乎崩溃了。因为他回了一个月上海，再回来的时候，他的风骚十足的女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脸和脖子被烫得到处是疤的怪物，下身也伤得一塌糊涂，恐怕连做爱都没法子了。女人还变得痴痴呆呆的，整天坐在小阳台上晒太阳，半天不说一句话。上海男人就急了，有一天，突然发作，从厨房里拿出大菜刀，说啊拉要砍死侬个逼养的，恶棍呢。”

“你们让他去了吗？”我说，“我们南方男人，像他这样的血性，还不多见呢。”

“荔枝花走到她面前，抱住他，顺着他的身子滑下去，双膝跪到他面前。”安芬继续平静地说：我和安香站在一边，呆呆地看他们。荔枝花说，你把刀放下来，别吓着孩子们。男人就也跪下去，与他的女人对跪着，顺手把刀放在地板上。荔枝花就说，你不要跪着，我要跟你交待事情，我欠你的，所以我跪下来说。我这一辈子虽说做了许多不要脸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给人下跪过，以后也不会给谁跪着，你给我蹲着，坐着，站着，随便你，就是不要跪着，你跪着我就说不了心里话了。

男人的泪滚滚而下，他坐在地板上，双手死死抱住荔枝花的腿。荔枝花用手替她的上海男人擦擦眼泪，说：刚才还要去杀人，这回又猫尿尿了，别没志气。我要你做一点真正有志气的事。你一个外地人，本来跟我们娘儿俩也没什么瓜葛，别陷得太深，别搅到这件事里来。你赶紧带

着安香，回到你的上海去，以后不要来了。忘掉我们，这样你们才能过上太平日子。如果手头不紧张，就留点钱给我，安芬明年高中毕业，我再养她一年，她能不能上大学，能不能工作，反正十八岁了我就不管她了，但这一年我得糊过去。我这个样子，没法挣钱，出门都困难了。你们走吧，走得远远的，别连累了自己，安香还小啊。她又吩咐说，女孩子不好养，教好了容易吃亏，教邪了容易吃大亏，你一个大男人带一个女儿，绝对不行。你一定要服一次软，低一次头，把安香送给她妈妈，求她带着她，把她拉扯大，教成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