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宗罪之骄傲
楔子
我第五次来到法国的时候，正是冬天。
一八九○年一月五日，刚刚过完新年，到处都白茫茫的，塞纳河上结了冰，所以我不得不改乘马车去巴黎。
其实我在途中绕了点儿路，因为想要拜访一个朋友——伊丽莎白·德·包纳瑞夫人。她的母亲和古早的路易们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她本人则是一位侯爵的遗孀，有着大笔的财产，在勒芒还有一座华丽而古老的庄园。虽然我很愿意去参观那些波旁王朝时代留下的精致而矫揉造作的浮雕，可女主人并没有住在那里，让我失去了借口。
她早已加入了阿郎松的圣母修道院，被称为“雅克琳嬷嬷”。
大约在十年前，这位夫人便拋弃了绸缎衣服、珠宝和美酒佳肴，立誓侍奉上帝。她拿出一大笔钱建立了圣安当女子寄宿学校，那是一所收留孤女或者流浪女孩的学校，里面有很多是被父母遗弃的私生女或者妓女的小孩。
雅克琳嬷嬷凭着自己过去在社交界的影响，为这所学校找到了很多解的，毕竟国人的诺奖情结郁结了很多年。不论是文学频道的诺奖，还是自然科学频道的诺奖，都令国人仰望已久。突然间，天上掉下了一个诺奖，砸在了中国人的头上，砸在一片红高粱地上，激起“哇”声一片。因此，国人表现出非理性的狂欢，从情感的逻辑理解，本无可厚非。但若把这种非理性一直绵延下去，由此放大对莫言的光环效应，放大对中国文学的文学意义，甚至放大中国文学的非文学想象，这可能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宽宥的了。
我们不妨把这次莫言获奖作为我们认真理解中国文学的一次契机。莫言在这次获奖事件中的冷静表现，实际上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我们更需要把双脚扎在厚厚的土地上，保持起码的清醒，以便走好下一段旅程。此时此刻，恰恰是我们反思中国文学的一个不错的时机。我们的反思不妨就从莫言开始。我们需要追问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次为什么是莫言？莫言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此前对莫言的理解是否存在局限？会不会因莫言的获奖，我们会放大本来不该有的意义？莫言的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何在？西方世界对莫言的认知存在不存在“选择性失明”？他们的解读会不会有“创造性的误读”？他们理解莫言的标准对于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莫言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究竟如何？这些待解的问题也许都需要我们去琢磨。
更需要反思的是当下中国的文学境遇。莫言这只股票的蹿红，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的全线飘红。早在莫言获奖之前，中国文学一直低迷。少数精英孤岛式的坚守，并不能带动文学大盘的上行走高。为什么我们的文学是这种情形？对此，作家们很着急，文学批评家们很忧虑，国人也似乎失去了耐心。文学的现状给我们这样的感觉：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在一地鸡毛的现实境遇中，慢慢消磨掉文学的激情。“生死疲劳”的作家们，被时代的“不能承受之重”压弯了想象的翅膀。他们虽在一茬又一茬地种着文学的庄稼，汗水洒了不可谓不多，但收成并不理想，至少说与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厚重感相比，显得有点不匹配。我们作家的文学表现与时代的重量之间存在甚大的落差。其原因何在？是文学的本身出问题了？还是外部性因素出了问题？
在文学极地生存的非常时期，这样苛求文学，似乎有点不近人情。文学常识也告诉我们，文学的繁荣并不一定非要与厚重的时代呈正相关。但是，以中国作家的聪明和敏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们有更加精彩的表现，期待他们能为这个时代留下沉甸甸的作品。都关得紧紧的。越过围墙能看到最高的圆柱形塔楼，次第下来便是主礼拜堂和图书馆。深灰色的石料经历了上百年的时光，变得有些斑驳，但是仍然保留着笔直的线条，就好像修女们的长袍，总是肃穆地将她们包裹起来。
我让马车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把钱付给车夫，去摇响了看门人的铜铃。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出来，看了看我，忽然笑起来。“瞧我看到了谁？亚森·加达神甫！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记得您上次来的时候说要去东方传教！”
“是的，皮埃尔，是的，那是两年前。”我对他说，“感谢上帝我终于能够成行了，因此顺路过来看望你们。你怎么样？身体好吗？”
他一边走过来，一边豪迈地拍了拍胸膛。“我能一口气吃掉三只烤鸡。”
“那真是件值得喝一杯的事情。”我笑起来，“雅克琳嬷嬷呢？她好吗？”
“非常好，她永远忙忙碌碌的，上帝保佑她。”看门人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为我打开大门。
“让我来帮您。”皮埃尔把我让进女子寄宿学校，又赶紧关上门，接过了我手里的行李，“雅克琳嬷嬷现在应该和高瑟小姐谈事情呢，最近有几个姑娘不怎么听话，嬷嬷非常烦恼。”皮埃尔唠唠叨叨地说，“您完全清楚，神甫，嬷嬷和这所学校帮了那些女孩多大的忙！她们原本会被冻死、饿死，或者跟她们的母亲一样成为妓女，可现在她们能识字，学会了各种针线活儿，可以去做家庭教师或者干点儿别的工作——她们走出这里就能自食其力了。我真搞不懂，她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听起来问题挺严重。”
“哦，不，其实也不严重。这些年来不听话的孩子太多了，不过嬷嬷总有办法。”
他领着我穿过中庭，从主礼拜堂一旁的甬道进去，这个时候我能够看到西边一幢三层楼的宿舍和一些更矮小的建筑——我记得那里是厨房等需要学生们参加劳作的地方。
一些学生经过我身边，她们大多十三四岁，小的大概只有十岁，穿着白色的上衣和黑色裙子，头发都规规矩矩地用白丝带扎起来。虽然我戴着圆顶帽，胸前挂着长长的十字架，但她们还是用有些羞怯的目光偷偷打量我。大概在这里她们很少看到年轻的男性。
皮埃尔带着我上了图书馆的楼梯，直接去了三楼，作为校长的雅克琳嬷嬷把她的办公室设置在这一层的转角处，于是便有两个门分别通向图书馆走廊和一条斜下方向的走道——那可以直接到达学生们的宿舍。
皮埃尔敲了敲结实的橡木门，里面有人说了声“请进”。
“亚森·加达神甫到了，嬷嬷。”皮埃尔通报道，同时为我让开了路。
我走进去，向站在正中间的唯一穿着修女长袍的人脱帽行礼。“日安，嬷嬷，上帝保佑，您看起来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