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2/4页）

波洛相信她是个强硬的人，也很正直。他觉得她和很多女人是同一类型，她们通常是治安官，或者管理法庭或慈善机构，或者投身于过去所说的“慈善事业”。她们又过度地相信情有可原，随时准备——非常奇怪——为未成年罪犯开脱罪责，比如青春期男孩儿，反应迟钝的女孩儿，觉得他们也许已经——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被“管教”了。如果她看见从藏书室出来的是这类人的话，很可能罗伊娜·德雷克的保护本能就开始发作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儿童——可能是很小的孩子，七岁、九岁之类——犯罪并不是前所未见，而且如何处理少年法庭上这些似乎是天生的青少年罪犯是个难题，因为人们会找各种理由为他们开脱，家庭破碎、父母照顾的疏忽和不当，等等。而为他们辩护得最激烈的，能为他们找出各种借口的，通常就是罗伊娜·德雷克这类人。除了对这些青少年罪犯，她们对别的人或事都严厉苛刻，吹毛求疵。

对波洛而言，他并不赞同。他是那种永远以公正为首的人。他向来对仁慈——更确切地说，是过多的仁慈——持怀疑态度。据他在比利时及这个国家之前的经验来看，如果将公正置于仁慈之后，通常会导致进一步犯罪，使本来可以不必受害的无辜的人遭受不幸。

“我知道了，”波洛说，“我知道了。”

“您不认为惠特克小姐可能看见有人进藏书室了吗？”德雷克夫人提示道。

波洛颇有兴趣。

“啊，您认为可能是这样？”

“我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她可能瞥见有人进藏书室了，比如说五分钟或者更早之前，所以当我把花瓶弄掉了的时候，她就认为我可能也看见那个人了，也许我看清那个人是谁了。或许她只是匆匆瞥见了那人一眼，并不确定是谁，所以不想猜测是谁，以免不公平。也许是一个小孩或者年轻男孩儿的背影。”

“您是不是认为，夫人，那是一个——一个孩子——男女都有可能，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青少年？您不确定是上面哪一种，但是可以说，您认为这个案子的凶手最有可能是这一类人？”

她在脑海中反复思量。

“是的，”她最后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尽管我还没彻底想明白。我觉得现代社会的犯罪似乎很多都和青少年联系在一起，他们并不真正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愚蠢地想要报复，想要毁灭。还有那些破坏电话亭、刺破汽车轮胎等，想要伤害他人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厌恶——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整个世界。这是这个时代的症状。所以我觉得，当遇到一个孩子无端在晚会上被溺死之类的事，人们自然会猜测凶手可能是还不用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您同意我的话吗？就是……就是，好吧，这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的解释，不是吗？”

“我想，警察和您的观点一样，或者说曾经一样。”

“嗯，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地区的警察很能干。他们破获了好多案子。他们吃苦耐劳，从不放弃。我觉得他们能查明这个案子，尽管可能不会很快。这种案子好像通常都要花很长时间，要有足够的耐心调查取证。”

“这个案子的证据很难搜集，夫人。”

“是的，很难。我丈夫被害时，他的腿瘸了。他正在过马路，一辆车冲过来，把他撞倒了。他们一直没找到凶手。我的丈夫——也许您不知道——六年前我丈夫得了脊髓灰质炎而半身不遂了。后来他的身体有所好转，但腿还是有些跛，所以当有车向他飞驰而来的时候他很难躲开。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尽管他总坚持不让我陪他出去，不让任何人陪着，因为他讨厌让护士照看他，妻子也不行。他过马路的时候一直很小心。虽然这样，事情发生之后人们还是会很自责。”

“那是在您姑母去世之后吗？”

“不，她是在那之后不久去世的。这就叫祸不单行，不是吗？”

“的确。”赫尔克里·波洛说。他接着问：“警察没有找到撞到您丈夫的车吗？”

“那是一辆蚱蜢七型车。路上看到的每三辆车里面就有一辆蚱蜢七型车——至少那时是那样。那是市场上最流行的车，他们告诉我。他们相信那车是从曼彻斯特的集市上偷来的。车停在那儿，车主是沃特豪斯先生，在曼彻斯特卖种子的老人。沃特豪斯先生开车很慢很小心，很显然他不是肇事者。肯定是不负责任的年轻人偷了车。那些粗心大意，或者我应该说铁石心肠的年轻人，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也许应该多判几年监禁。仅仅罚款——而且罚款都是由纵容他们的亲属支付，这完全没有作用。”

“人们得记着，”罗伊娜·德雷克说，“处于关键年龄的年轻人必须继续接受教育，这样他们将来才有可能有所成就。”

“教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赫尔克里·波洛说，“我常常听——”他飞快地补充道，“嗯，了解这一点的人这么说。受过教育，拥有学位的人。”

“但他们没有把那些成长条件不佳年轻人考虑进去，比如家庭破碎的孩子。”

“所以您认为除了长期监禁还应该有别的方式？”

“合适的补救措施。”罗伊娜·德雷克坚定地说。

“那样就能——另一句谚语——用猪耳朵做出丝线包（注：英国谚语：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a sow’s ear，意思是朽木不可雕。）？您不相信那句格言，‘人的命运是生来注定的’？”

德雷克夫人看起来非常疑惑，同时还有些不高兴。

“这是句伊斯兰格言，我记得。”波洛说。德雷克夫人好像并不在意。

“我希望，”她说，“我们不要从中东照搬观念——或者我应该说，理想。”

“我们必须得接受事实，”波洛说，“现代生物学家所阐述的事实——西方的生物学家，”他急忙补充道，“似乎很强调基因构成是影响一个人行为的根源。一个二十四岁的杀人犯在他两三岁或者四岁的时候就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数学家和音乐天才也一样。”

“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杀人犯，”德雷克夫人说，“我丈夫是因为交通意外去世的，是一个粗心大意而又教养不好的人造成的。无论那个男孩儿或年轻人是谁，都有希望通过教育让他们明白，为他人考虑是一种责任，明白即使无意中要了别人的命也是令人憎恶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只能描述为过失杀人，而不是真正的蓄意谋杀，不是吗？”

“这么说您很肯定，那不是蓄意杀人？”

“我倒是想怀疑。”德雷克夫人看起来有些吃惊，“我觉得警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当然我也没有。那就是一场意外。一场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的意外，包括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