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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天剩下的工作时间里，我一直埋头处理各种文书。联邦司法机构的特产就是文书，我恰好可以用冗杂的文书工作当借口，不跟任何人说话。

晚上，我回到了已是情感雷区的家中。我跟艾莉森简单地聊了几句，问了问她和萨姆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在艾莉森看来，这些提问就像普通的心理评估问题一样——她怎么样？萨姆怎么样？他们做了什么？可是，一旦她不在周围，我就立刻把各种细节跟萨姆对一遍。至少关于这一天，他们的描述是一致的。

吃晚饭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气氛很紧张。餐桌边的空位叫人心碎，哪怕看一眼都觉得痛苦。饭后，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数晚的辗转反侧和午夜惊魂让我精疲力尽，结果还没撑到萨姆的上床时间，我就先在电视机前睡着了。

不知何时，我醒了过来，然后便转移到客房继续睡了。第二天上班之前，我和艾莉森都绝口不提我独自睡在客房的事。

在开车上班的途中，我一心希望今天能风平浪静。然而，当沃尔特·E.霍夫曼法院大楼映入眼帘时，这份希望瞬间就破灭了。

一排新闻采访车停在法院主入口外的街边。我在车身上看到了美国广播公司[1]、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福克斯广播公司的标志，这些车辆都是来自各大广播公司驻本地的电视台。在人行道旁，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和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布置场地。这显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早上。

我绕过喧闹的人群一角，开进法官的专用停车场，然后便匆匆地下了车。不知为何，我已经隐隐地感到不安了。

“外面这大张旗鼓的是要干吗？”过安检时，我问了本·加德纳。

“说是要开新闻发布会。”加德纳说。

“谁召开的？”

“就是咱们那个尊敬的国会议员，雅各布斯先生。”

我全身都僵住了。加德纳嘟囔着说，也没人提前通知法院方面，他们都来不及分派相应的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闻发布会是关于什么的？”我尽量装作漠不关心地问道。

“那谁知道呀？说不定他只是搞点儿噱头而已，这些政客，您还不了解嘛！我只听说发布会九点开始，但愿开个两分钟就抓紧结束吧。”

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但估计笑得比哭还难看，然后我就赶紧上楼了。内庭里厨房区域的墙上装了个小电视，我切换频道，最后找到了有早间新闻节目的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

现在距离九点还有一刻钟，电视画面上有一个红头发的人正在谈论高压系统。我把手机拿出来，在网络新闻上搜索“斯科特·桑普森法官 迈克尔·雅各布斯议员”，但却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内容。

快到整点时，画面切换成了从外部拍摄的联邦法院。很快，剃了光头、脑袋尖尖的迈克尔·雅各布斯出现了。他一脸怒容，站到了一个临时的讲台后，面前的台子上摆满了带有各大媒体标志的麦克风。他穿着短袖马球衫，小臂上露出了一组海军陆战队的文身。他手下很可能有穿着方面的专业顾问，考虑到选区内有大量军人投票，顾问肯定是让他尽可能地在公众场合将这组文身露出来。

“早上好，感谢各位的到来，”他用一种军官特有的粗哑声音说道，“上周四，就在这个法院，发生了一起嘲弄正义的恶劣事件。有一个名叫雷肖恩·斯卡夫朗的人，他是一名前科累累的毒贩，在已经认罪且本应在狱中服刑至少十五年的情况下，居然被立即释放了。他绝不是普通的毒贩，而是对社会有巨大威胁的罪犯。由于他藐视法律的权威，最终导致了一位前途大好的年轻人英年早逝，那位年轻人名叫迪伦·伯德。”

屏幕上迅速闪过了一张迪伦的照片。我一下子想起了他父亲说过的话，心中感到一阵绞痛。我好想念我的儿子。思念的痛苦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我。法官大人，您能明白这种感受吗？

不过，我也对雅各布斯及其手下狡猾的工作人员感到了不小的厌恶。他们显然是提前就把那张照片提供给所有的本地电视台了，却让各大电视台都保密，一直等到新闻发布会开始后才亮出这张照片。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他们打算通过这种手段来展示一个公仆是如何为了选民而奋斗的，是如何手握公平与正义，反抗高高在上、不受约束的联邦法官的。他们事先制订好计划，最大限度地发挥事件的戏剧性，就是为了作秀给选民们看。因为还有不到七周，国会议员就要改选了，而雅各布斯要保住自己的位子。

我能看穿这场政治游戏中的所有把戏，因为我曾经就站在幕后，多次为台前的政治家出谋划策。

“做出这个判决的法官名叫斯科特·桑普森，”雅各布斯继续说，此时画面已经从迪伦的照片切换到了我的官方证件照，“他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本该将雷肖恩·斯卡夫朗这样的败类关进监狱。然而，桑普森法官却将这个罪犯放回了我们的社区、学校，使他能够继续肆无忌惮地伤害我们的孩子和无辜的市民。”

画面又切回到法院前，只不过这一次换了个角度，拍摄的范围更大了。这回，我看到了那位悲痛的父亲托马斯·伯德，他站的位置被巧妙地安排在了雅各布斯的右后方。

雅各布斯愤怒地挥了一下手：“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桑普森法官为何要这么做。若想知道真相，只能去问他自己了。一个在臭名昭著的贩毒团伙中地位颇高的成员，居然能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免受任何惩罚，我们真的应该问一句：为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墨西哥的司法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但这里是美国，我无法接受墨西哥的司法出现在美国！”

我握紧了拳头。雅各布斯在暗示我被人贿赂了，但他所用的言辞却又非常宽泛，无法称之为诽谤中伤。而且，雷肖恩·斯卡夫朗明明只是个街边的毒贩，雅各布斯却把他说成了一个大毒枭。

雅各布斯结束了这番慷慨激昂的热烈演说，并介绍了托马斯·伯德。接下来，受害者的父亲便上前发言了，跟他在法庭上的陈述相比，这次的版本显然经过了精心打磨。至少在我听来，谈到儿子的过错时，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但是却着重渲染了他自己的愤怒和这个判决给他带来的伤害。应该说，这种做法多少令人减轻了对他的同情，只是减轻的还不算多，因为他的痛苦依然是真实的。

这时，艾莉森打来了电话，她肯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惊慌。但是，我没有接，而是把手机调成了静音，让她的电话自动转到了语音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