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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换一个判决。这一直是安迪·惠普尔想要的结果。虽然我并不愿意让他得逞，但爱玛能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在她平安归来之前，惠普尔的耳后会一直抵着一把手枪。

“避险大王”惠普尔有他的避险手段，而这把史密斯威森手枪就是我们的避险手段。我们决定在“河畔农场”完成交换。在我们离开法院大楼之前，惠普尔给那两个马其顿人打电话做好了安排。我们一致同意让惠普尔待在我的别克车里，直到马其顿人带着爱玛出现为止。在爱玛被释放的同时，我们也会放了惠普尔。

然后，等到了下周一，“帕尔格拉夫诉阿波提根案”中的双方律师都举证完毕，我便会签署那份已经写好的判决书。惠普尔相信我会合作，因为如果我不听从吩咐，他就会把那些栽赃陷害的文件都散播出去。起码这个判决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总算没有违背我的良心和意愿。

我们不想带着一个伤痕累累、步履踉跄的男人走出法院大楼，便让马克留下了。杰里米自告奋勇地待在办公室里看守他，同时还让珍·安将当天的听证会推迟到下周了，让她对众人解释说法官突然病倒了。

于是，只有我们三个上了车。艾莉森跟惠普尔坐在后排，我负责开车。我觉得自己就像在运送一个魔鬼一样。

我从后视镜里偷偷地看了他几眼。他泰然自若地坐着。我的面前从未出现过如此令我恨之入骨的人。就连这个人——不，他不是人，而是非人的禽兽——触碰我车内的垫子都会让我觉得厌恶。有一回，我听到他的叹气声，这才反应过来我跟他正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不禁感到恶心不已。若非我心中怀着对女儿的深厚爱意，我早就以无数激烈的方式将这份憎恨表现出来了，而现在我只能忍着，一边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一边在心中幻想着发泄自己的情绪。

惠普尔盯着窗外，没有察觉到我的憎恨，又或许他只是视而不见。我实在无法理解，他早上起来刮胡子的时候，怎么能忍受在镜子中看着自己这副嘴脸。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尽管他认为自己是赢家，但从长远来看他其实是输家。他只有金钱和金钱所能买到的东西，这样的人生会变得越来越悲惨。他以为钱越多就越幸福，可是这个所谓的金融天才却忽略了一条最简单的经济原理，即收益递减规律[1]。他赚得或窃取的每一块钱都会让他的幸福减少。以此类推，最终，他的幸福指数会变成零。

那正是他应得的下场。

尽管这次绑架事件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折磨，但也让我更加确信了人生中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家庭幸福，夫妻和睦，孩子快乐，还有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即便在这番考验来临之前，我也从来没有忽视这些人生的幸福，我知道今后自己会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美味薄饼日”和“父子游泳日”此刻听来竟是如此美妙。

格洛斯特17号公路上仿佛有无穷无尽的红绿灯。如果惠普尔敢冒险逃跑，那么随便哪个路口都能提供最佳的时机。然而，他只是心满意足地坐在车上，似乎确信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终于，在经过漫长而紧张的路途之后，我驾车拐上了家门前那条沉寂的小路。当我开车进入自家的领地时，我注意到那群秃鹫已经不在了。

我放慢车速，轮胎离开了马路，碾上了树林间柔软的泥土。我曾以为，这条十分之四英里长的车道能将复杂凶险的世界隔在外面。

现在，我不会再有这么愚蠢的念头了。可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至少能有些安全感，不会为了时刻潜伏的危险而提心吊胆。

可惜，这份美好甜蜜的愿望只在我的脑海中停留了片刻，当汽车驶向“河畔农场”前的空地时，残酷的现实将我从幻想中拉了回来。车道尽头，有四辆车正等着我们：一辆普通的福特金牛，一辆带有州法医署标志的轿车，还有两辆格洛斯特郡警察局的警车。坐在后座的惠普尔突然激动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情况？你——”

“闭嘴，”我制止道，“别说话。我不知道。难道你以为我愿意让他们现在来这儿坏事吗？”

“那他们在这儿做什么？”

“我不知道。”

艾莉森咒骂起来。

“你们按兵不动，”我说，“我来处理。我们说好的事情不变，我会把这些人弄走的。”

我把车开到空地和警车之间，然后靠边停下了。我不能冒险将车停得太近，否则他们就会发现我的妻子正用枪指着安迪·惠普尔。我关掉发动机，下车，一路小跑完最后的五十码。我对惠普尔说的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格洛斯特郡警察局的人来这儿做什么。那辆法医署的车更是让我感到困惑。

大约还剩下二十五码时，我看到了哈罗德·加利警长那黑黑的光头，他刚从我们家房子的前门出来，走到门廊上。后面跟着两名警官，其中之一是上次来过我们家的那个身材健壮的娃娃脸警官。

加利走下门阶，在房前的草地上跟我碰面了。

“你最好有搜查令。”我说。

“我们有。”

“拿来看看。”我说。

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两张叠了三折的纸，递给我。我开始看纸上的内容。跟上回一样，搜查令的内容翔实恰当，他们有权搜查我的私人住宅以及其他被认为有必要搜查的地点。但这份搜查令比上一份搜查令多了一些额外的内容。

“凶器？……杀害赫伯特·思里夫特？”我说，“你们认为我杀了赫伯特·思里夫特？我为何要这么做？”

“他是我们的人，”加利说，“当然，他已经退休了。可是他在局里依然有很多朋友，现在他们都非常难过。”

“但我与此事无关。你们错得太离谱了。”

“是吗？”加利说，“那么请告诉我，桑普森法官，你有没有雇用赫伯·思里夫特？”

我知道自己不该开口。我在法庭上见过不少被告人，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言辞而遭到控告乃至定罪的。他们之所以会说那些话，是因为他们相信解释一下就会摆脱嫌疑了，然而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我对此十分了解。

然而，当时我一心只想让这些人快走。结果我也成了一个愚蠢的嫌疑人，以为只要说了实话就能平安无事了。

“是的，我雇用了他。”

“让他帮你做一些私人调查？”

“没错。”

加利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记事本：“他具体为你做什么？”

“那是私人调查，”我说，“不关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