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不是士的宁，对吧？”（第4/7页）

霍华德小组和波洛握了握手，扭头朝约翰疑惑地看了一眼。

“你是说——帮我们？”

“帮我们调查。”

“没什么可调查的。他们不是已经把他关进监狱了？”

“把谁关进监狱？”

“谁？当然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

“亲爱的艾维，说话要小心，劳伦斯认为我母亲是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的。”

“太蠢了，劳伦斯！”霍华德小姐反驳道，“当然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杀死了可怜的艾米丽——我一直跟你说他会这么干的。”

“我亲爱的艾维，别这么大声嚷嚷。不管我们是怎么想的，还是怀疑什么，目前还是少说为妙。星期五会聆讯的。”

“别胡说八道了！”霍华德小姐哼了一声，“你们都糊涂了，到那时那家伙会跑到国外去的。如果他有一点脑子，就绝对不会乖乖地待在这儿等着被绞死。”

约翰·卡文迪什无助地看着她。

“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指责他道，“你听了那些医生的话。别听那一套。他们知道什么？什么都不能相信——不然正好中了圈套。我应该知道——我父亲就是个医生。那个小个子威尔金斯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傻的傻子。突发心脏病！他们就会这么说。任何人，只要有一点脑子，就能马上看出是她丈夫毒死了她。我一直就说，他会把她杀死在床上的，可怜的人。现在，他真这么做了，可你们只会嘀咕那些愚蠢的事，‘突发心脏病’，还有‘星期五聆讯’。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约翰·卡文迪什。”

“你想让我做什么？”约翰已经挤不出半点笑容，问道，“该死，艾维，我总不能勒着他的脖子把他拽到当地警察局去啊！”

“哼，你有事做。弄明白他是怎么干的。他是个狡猾的乞丐。我敢说他肯定浸过捕蝇纸。你问问厨子是不是丢过，哪怕一张。”

这让我强烈地感觉到，那一刻，如果让霍华德小姐和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住在同一屋檐下，和平相处，很可能是个艰巨的任务，我可不羡慕约翰。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艰难的处境了，还是暂时回避一下的好，于是他急忙离开了房间。

多卡丝送来了新沏的茶。她一离开房间，波洛就从原先站着的窗边走过来，坐在了霍华德小姐对面。

“小姐，”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想问你一些事。”

“问吧。”女士有点不高兴地看着他，说道。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很高兴能帮你绞死阿尔弗雷德。”她粗声粗气地说，“绞刑太便宜他了，应该像古代那样五马分尸。”

“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波洛说，“因为我也想绞死这个凶手。”

“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

“他，或另一个人。”

“不可能是别人。要是他没来这里，可怜的艾米丽不可能被害死。我不得不说她被一群鲨鱼包围着——是的——可他们只关心她的钱包，她还是很安全的。然而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先生来了——并在两个月内——说变就变了！”

“相信我，霍华德小姐，”波洛恳切地说，“如果英格尔索普先生是这么一个人，他逃不出我的手心的。我敢发誓，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我一定把他吊得像哈曼 [1] 那么高！”

“那就好了。”霍华德小姐热心起来。

“不过，我得请你相信我。现在，你的帮助对我来说很珍贵。我会告诉你原因。因为，在这座悲伤的房子里，只有你为老夫人哭肿了眼睛。”

霍华德小姐眨眨眼睛，嘶哑的声音中蕴藏了一种新的语气。

“如果你是说我爱她——是的，我爱她。你知道，艾米丽是个只顾自己的老女人。她慷慨大方，可她总是要求得到回报。她绝不会让人们忘记自己为他们做过的事——因此，她并不受人爱戴。别以为她意识到这一点了，或者感到缺少爱。无论如何都别这么认为。我的位置跟别人不同。打从一开始我就坚定自己的立场。‘我一年领到这么多薪水，很好了，但是多一个便士我都不要，哪怕是一双手套，一张戏票。’她不理解，有时还很生气，说我是愚蠢的骄傲。不是这样的——但我没法解释。不管怎样，我保持着自尊。因此，跟这群人不一样，我是唯一能让自己爱她的人。我留心着她，保护她不受他们的欺负，可是，来了一个油嘴滑舌的无赖。呸！我这么多年的忠心都白费了！”

波洛同情地点点头。

“我理解，小姐，我理解你的感受。这最自然不过了。你认为我们是冷淡的人——缺少热情和能力——可是，相信我，不是这样的。”

就在这时，约翰探进头来，邀我们俩去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房间，因为他和韦尔斯先生已经检查完内室里的那张书桌了。

我们上楼时，约翰回头看了看餐厅的门，压低声音诡秘地说：

“听我说，这两人见了面会怎么样？”

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已经告诉玛丽尽可能分开他们。”

“她会这么做吗？”

“天知道。有件事，英格尔索普可不怎么想看见她。”

“你还带着那串钥匙，对吗，波洛？”我们到达锁着的房门时，我问。

约翰从波洛那里接过钥匙，打开门，于是我们都走了进去。律师径直走向书桌，约翰跟在他身后。

“我相信，我母亲把她最重要的文件都存在这个文件箱里了。”他说。

波洛拿出一小串钥匙。

“请允许我说一下。今天早上，为了防患于未然，我把它锁上了。”

“可现在没锁啊。”

“不可能！”

“看。”约翰边说边打开了箱子。

“糟了！”波洛大喊，惊呆了，“两把钥匙都在我口袋里！”他扑到箱子前，突然，他僵在那儿，“原来如此！这锁是撬开的！”

“什么？”

波洛又放下了箱子。

“可这是谁撬开的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什么时候？可这门是锁着的呀？”我们断断续续地惊叫着。

波洛明确地做了回答——几乎是机械地。

“谁？这是个问题。为什么？啊，我知道就好了。什么时候？一小时前我走了之后。说到门是锁着的，这是一把很普通的锁。也许这走廊里的任何一个门的钥匙都能打开。”

我们茫然地彼此注视着。波洛已经走到壁炉台前。他表面很平静，但我注意到，他那双出于长年旧习而整理壁炉台上花瓶的手，正在剧烈地颤抖着。

“听我说，是这样的，”他终于开口了，“那箱子里有些东西——某种证据，也许本身很小，但足以作为线索把凶手和犯罪联系在一起——必须在人们发现它和它的重要性之前毁掉它，这对他而言至关重要。因此，他冒着这个危险，巨大的危险，来到这儿。发现箱子是锁着的，他不得不撬开了它，因此也暴露了行踪。他肯冒这个风险，一定是因为一件很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