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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克山是老城区，衰落的城区，破败的城区，充塞着骗子的城区。很久以前，它曾经是人们首选的住宅小区，现在仍然竖立着几幢精巧的哥特式大宅子，有着宽大的走廊，覆盖着圆端木瓦的围墙，凸出墙外的窗户，纺锤状的塔楼。这些大宅子现在都成了公寓，木地板满是划痕，原来很有光泽的漆面也已磨损，宽敞的楼梯日久年长，积满灰尘，又涂了劣质油漆，变得黑乎乎的。高大的房间里，憔悴的房东太太同各种房客不断吵嘴。宽大的走廊上坐着些老人，在太阳下晒着破鞋子，朝远处望呆，面相像是吃了败仗似的。

在这些老房子里面及周围，有些不干不净的餐馆和意大利人摆的水果摊，以及租金便宜的公寓和卖糖果的小店，你可以在小店里买到比那些糖果更恶心的东西。这里还有破烂的小旅馆，除了名叫史密斯和琼斯的人，没有谁会在那儿登记住宿，夜间值班的除了看门兼做拉皮条的勾当。

出入这些公寓房的女人多半年轻，但她们的脸像走了气的啤酒；而男人压低了帽檐，眼睛朝街上瞄着，笼着手点烟；也有些破落文人因抽烟太多而不停地咳嗽，银行里并没有存款；便衣警察面无表情，目光坚定；这儿还有吸毒和贩毒者；人们看上去都无所事事，也不以为然，偶尔也会有些做事的人。但他们出门早，那时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上还空空荡荡，路面上只有露水。

我到这儿还不到四点半，但也早不了多少。我把车停在这条街的另一头，缆索铁路从希尔街缓缓爬上那道黄土坡。我沿着法院街朝佛罗伦萨公寓走去。这是一幢灰砖三层楼房，底层窗户与人行道一样高，外面蒙着的防盗窗已经生锈，里面拉着肮脏的网眼窗帘。大门镶了块玻璃，上面的名字残破不全，刚好还能认出。我推开门，往下走三步有黄铜栏杆的台阶，到了一个狭窄的过道，不用伸手就能碰到两边的墙。光线昏暗，门上漆着的号码也很模糊。楼梯口凹进去的地方放着一部公用电话。有块牌子：房管：106室。过道的另一头有道门帘，门帘后有条小巷，摆着四只高大的破旧垃圾桶，阳光下成群的苍蝇嗡嗡乱飞。

我上楼去。我在电话里听到的广播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那场棒球比赛。我念着门上的号码往前走。204室在右边，播放棒球比赛的房间正好在对面。我敲敲门，没有回应，便敲得更响些。在我身后，三位道奇队球员出局，赛场观众发出阵阵呼喊声。我第三次敲门，我在口袋里摸着乔治·安森·菲利普斯先前给我的钥匙，同时透过过道尽头的窗户朝外张望。

在街的对面，有家意大利人开的殡仪馆，整洁、安静、肃穆，砖墙漆了白色，与人行道平齐。彼德罗·巴勒莫殡仪馆。门面上方一块霓虹招牌，招牌上一行细小的绿色字体，透出一种朴素的气息。一位穿着深色外套的高个子男人走出大门，靠在白墙上。他看上去很帅。他有着黝黑的皮肤和好看的脑袋，铁灰色的头发沿着额头向后梳。他掏出一只烟盒——远远看去，像是银色或铂金的；他用两根修长的褐色手指随意打开烟盒，挑了一支金嘴香烟。他放好烟盒，用一只很相配的打火机点了烟。他收了打火机，抱着双臂，眯着眼望呆。一动不动的烟头上，一缕轻烟在他脸前冉冉升起，那烟又细又直，就像黎明时分篝火熄灭时冒出的缕缕轻烟。

我身后，在那场广播模拟的球赛中，又一位击球手打出或打飞了球。我转身不再看高个子意大利人，将钥匙插进204室的门锁，打开走进去。

这是一个方正的房间，铺着一块棕色地毯，几乎没有家具，很寒碜。靠墙放着床，迎面有块通常让人走样的镜子，我一进门就见自己像是一个聚众吸毒溜回家的惯犯。室内有张白桦木的安乐椅，边上有件模样难看的家具，像是张两用沙发。窗前有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盏灯，有着带褶的灯罩。床的两边各有一扇门。

左边那扇门通一间小厨房，厨房内有一个硅化木水槽和一只三个火眼的灶具及一台旧冰箱，我推开门时，它刚好咔哒一声启动并痛苦地抖动起来。水槽里放着有人吃剩的早饭，杯子里有未喝完的饮料，水槽里还有一块烤焦的面包皮、一些面包屑，小茶碟边上有一小块溶化的黄油、一把用过的刀子和一把花岗岩咖啡壶，那壶闻上去就像热烘烘的谷仓里的麻布袋。

我沿着墙边的床退回来走向另一扇门。这扇门通一个小厅，这里可以放衣服，有张固定的五斗柜。柜上有把梳子和一把黑刷子，上面粘了几根金黄色的头发。还有一罐滑石粉、一把玻璃碎了的手电筒、一本信纸、一枝银行签字笔，吸墨纸上有瓶墨水，还有香烟和火柴，玻璃烟缸里好几个烟头。

柜子的几只抽屉里的东西一只手提箱就能装下，无非是些袜子、内衣和手帕什么的。衣架上有套深灰色西装，不新，但还行，地板上有双落了灰尘的皮鞋。

我推开卫生间的门。门开了约一英尺就推不动了。我鼻子抽了一下，我觉得我的嘴唇发干，我闻到门后有股刺鼻的苦味。我靠在门上。门又开了一些，却又弹了回来，好像有人在抵着门。我从开着的门缝处探进头去。

卫生间很狭小，所以里面那人的腿屈起来，无力地侧向一边，他的头抵着另一头的硅化木踢脚板，并不歪着，而是卡在那里。他的褐色西装有点皱，墨镜从胸袋里往外戳，几乎要掉出来。好像有谁还操心它似的。他的右手按住肚子，左手垂到地上，手心朝上，手指有些弯曲。他头部右侧、金发下有处伤口，血已凝结。他张开的嘴里满是鲜红色的血沫。

他的一条腿顶着门。我用力推门，侧着身挤了进去。我弯腰用两只手指摸摸他脖子上的大动脉。摸不到脉搏的跳动，甚至动脉都摸不到了。无声无息。皮肤冰冷。不可能冰冷。只是我的感觉。我起身，用背抵着门，手在裤兜攥紧了拳头，闻到了火药味。棒球比赛仍在进行，但隔着两扇关着的门，声音似乎十分遥远。

我站起来，低头看着他。没什么，马洛，压根没什么。这儿没你的事，没事。你甚至都不认识他。走开，赶快走开。

我离开那儿，开门走出去，经过小厅回到起居室。镜子里有张脸看着我。一张紧张和扭曲的脸。我赶紧离开，拿出乔治·安森·菲利普斯给我的房门钥匙，放在潮湿的手心里擦了擦，摆在那盏灯边上。

我转动把手开门，又转动外面的把手关上门。道奇队比分领先，七比三，第八局的上半场。一个听上去喝多了的女人正在唱《弗兰基与约翰尼》，是伦敦圆形剧场的版本，那嗓音就是威士忌也帮不了忙。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朝她吼叫，让她别唱，但她不停地唱下去，一阵急速的脚步声，一个巴掌，一声尖叫，她停止了歌唱，而棒球比赛还在进行。